中国地质发展史——思想与知识的准备十八世纪后，西方工业勃兴。
英国的生铁年产量，从1700年的12,000吨，上升到1840年的139万吨；而仅过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775万吨。
（Loverimg,T.S., 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英国煤的年产量，也从1700年的261.2万吨，上升为1836年的3,000万吨；1854年，即仅过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达到6,450万吨。
（杨异同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页20）包括地质学在内的矿学日益精进，1830年英国莱伊尔（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的《地质学原理》开始出版，地质学作为逐渐形成的基础学科，活跃在科学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中国社会还沉湎於“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
开明一点的，也仅仅把科学视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艺，更不知地质学为何物。
尽管开采了几千年的矿产，但并未弄清这些矿产是怎样形成的，还认为地下有“龙脉”，怕犯“风水”，不用说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开矿，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坟墓也得让它三分。
以至曾纪泽（1839-1890）有“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一曰风水难避”之叹。
（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怀函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怀档案之四》页8）曾纪泽曾出使欧洲八年，通英语，懂一些科学，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学思想与知识，在明末清初通过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带来了那个时代西方对地球的新认识，如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绕日运行之类。
中国人以惯用的“此乃中国古已有之”的态度接受了下来。
但当时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西方也尚未确立，称得上属於地质学范围的知识，传来的不多，有的还杂有谬误，如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Verbist, Ferdinadus 1623-1688）在所著《坤舆图说》中介绍维苏威火山时，说它“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至百里外”现象是描述出来了，但其实这不是燃烧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没讲清；接着说：“后移一圣人遗蜕至本国，其害遂息。
”还说罗马南边所产铁矿挖尽后，二十五年又会再生等等，更是信口开河了。
但就这本书总体来看，书中对地球的重力，大气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关系，侵蚀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从科学的角度有所介绍，并已有了地层构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质学在孕育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南怀仁，《坤舆图说》大东书局据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后由於清廷闭关锁国，特别是雍正（1723-1735）时放逐传教士，致使译事中断百馀年，而此时在欧洲正是地质学兴起的“英雄时代”。
中国社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大门被迫打开，情况才有了变化。
地质科学的传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此时地质学在西方也是新兴的学科。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
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
据李鄂荣查证，在中文中“地质”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质”一词，也可能即源出於此。
（李鄂荣：“地质”一词何时出现於我国文献1986,地质学史论丛(一)页100-108）《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造成，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
梁启超对它的评语是“简而颇备”。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79,光绪丁酉沔阳卢氏刻本）此书分上下两编，各装一册，篇幅上编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绍亚、欧、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岛地理概况；下编有十卷，主要介绍地质、自然地理、生物、人类和作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识，首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矿产等都讲到了，特别是地层讲得较详，结合不同时代地层勾画了地球演变的轮廓，还附有一张绘有地层柱状图的地质年代表。
下编各卷中，严格说来，可以归入地质学范围的内容，合起来约能占到该编的五分之一，不过还有一些内容与地质密切相关。
《地理全志》最后一卷名为“地史论”，但并不是在讲地球的历史，而是介绍了一些各地的历史概况，最后得出结论：“以此观地球所造万物之法，非有多主多上帝，悉为一主一上帝所成，再观万物之美备日新，益可见造化主之全能全智。
”（地理全志》下编卷十1854,上海墨海馆）但是，看过这书的中国读者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因而皈依上帝，倒是一些有识之士从中吸取了新的知识，开了眼界，从而想到应学习近代科学以求自强，如曾入李鸿章幕府，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冯桂芬（1809-1882）就是在读了《地理全志》后得知“我中华幅员八倍於俄，十倍於米，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但就本国而言，属国不与)……而今腼然屈居於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
”提出应该引以为耻，而“莫如自强”。
（冯桂芬：制洋器议1884,光绪甲申刻《校邵庐抗议》卷下）这种效果大概为慕威廉始料所不及。
在《地理全志》出版后近二十年，又有两部地质科学方面的著作，丹那(Dana，J.D. 1813-1895)的Manual of Mineralogy(矿物学手册)和莱伊尔的Elements of Geology(地质学基础)，先后於1872-1873年被译成中文出版。
前者书名译为《金石识别》，后者译称《地学浅释》，均由美国传教医生玛高温(D.Macgown 1814-1893)口译，中国数学家华蘅芳笔述，出版者是设在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金石识别》的原本《矿物学手册》，是丹那为学生编写的教材；丹那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这本教材编得很成功，为许多大学多年采用。
《地学浅释》是莱伊尔将他的地质学奠基之作Principles of Geology 即《地质学原理》的第四卷抽出改编而成；这次翻译所用的是1865年出版的第六版，是当时最新的版本。
日本那时译书还很少，曾派柳原重光到上海来买这些书（吴馨等：上海县续志；参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1936）。
这两部著作都是世界知名、传诵已久的基础读物。
它们的中文版印出，标志着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已确立了它的地位。
在江南制造局用木刻版印行后，1896年又被收入《西学富强丛书》用石印出版，对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
梁启超在读了《地学浅释》后，称赞它精备完善。
《金石识别》也被他评为极有用之书。
翻译这两本书，原意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矿业人才。
大量翻译西方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是中国人在受到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打击后，企求尽快富强起来的一种行动；希望通过学习这些“测算格致之书”后，就可以“以我之通会，夺彼之所恃，行见中国之富强且驾西国而上也。
”（张之洞：《西学富强丛书》序言1897,鸿文书局）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图书的结果，中国并未因而富强起来，反而更受列强欺凌，日益落后了，对这一时期的译书，翁文灏（1889-1971）发过下面的议论：“试想中国自从咸同以来，即重洋务，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
惟知其实用，不知其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枪炮之实用亦未真正学好。
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
例如江南制造局三十馀年间成书一百七十多种；其用心之勤，至今犹有人称道以为不可及。
其间如华蘅芳诸人之尽心编译，诚亦可敬，但试想此等事业曾否养成几个专家，於真正科学有何贡献？”（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 1925,《科学》第10卷第1期）1898年周树人即鲁迅到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上学时，还在用这两部书作教材，但这个学堂只招收一期就停办了。
鲁迅和他在矿路学堂的同学芮石臣即顾琅，算是学过这些译本并收到到成效的两位，而鲁迅除在早期写了一些地质著作外，并未从事实际的地质工作。
除了翻译引进，稍后，北京协和女书院院长、美国公理会麦美德女士（Miner,S.Luella 1861-1935）根据丹那、盖克（Geikie,A. 1835-1924）、勒康特（Leconte）等人写的教科书，并吸收了李希霍芬、庞培勒等人的考察成果，用中文编出了一本《地质学》TEXT BOOK OF GEOLOGY,於1911年即宣统末年出版，这是一本反映了当时科学水平，颇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地质学教科书，对地质学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作用甚著。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建立，墨美德女士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
中国人自己也写了一些介绍中国地质的文章，多含有反对外国人来开发而护矿的政治色彩，主要为非地质专业性质的报刊所采用，鲁迅写的《中国地质之略论》就是其代表。
这篇文章以“索子”的笔名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上，时间是1903年10月，曾长期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介绍中国地质最早的一篇文章。
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发表在《科学世界》第二、第三期上虞和钦写的《中国地质之构造”》比它要早几个月，这本月刊创刊於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即公元1903年3月29日，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科普杂志，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
虞和钦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学的，但也懂地质，该刊后来继续发表有多篇地质学方面的文章，全靠他和他的弟弟虞和寅写稿。
虞和寅后来还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早期会员。
《地学杂志》由张相文创立的中国地学会主办，发刊於1909年。
地质矿产方面的知识在该刊的内容中占有重要地位，创刊号上头一篇文章就是“论地质之构成及地表之变动”。
张相文出版地学杂志的目标很明确，是想通过介绍地学知识以唤起人们的救国意识，发表出来文章，不单纯是学术性质。
中国政府任命的第一位管理地质工作的官员章鸿钊规划中国地质工作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就是通过地学杂志提出的。
这些文章说明，这时中国虽然还缺少自己的地质人材，如邝荣光、顾琅、王宠佑、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王烈、李四光等屈指可数的早期的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都是清末民初出国留学，西方培养出来的。
但中国人对地质学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虽然不全面，偏重在其应用方面而缺乏对其思想意义的认识，但实际上地质学对中国思想界已在产生重大影响。
翁文灏的评论，有绝对化的地方，这就是尽管科学未能因大量译书而在中国发达起来，从全社会来看，依然为迷信和愚昧所笼罩，但这些具有科学内容的新书的传入，确如张之洞所言，有使中国知识分子“增长识见，诱启智慧”的功效，而以地质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最为明显。
例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孙中山等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均从地质学的启示获得矢志改革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