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市场视野中的制度竞争与立法行为选择下(二)蒂布特模型的引申法律市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蒂布特模型的引申。

蒂布特模型是用来分析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而法律制度正是政府提供的一类重要的公共产品，如果我们将蒂布特模型中的公共产品限定为法律制度，那么该模型是可以借用来分析法律制度的。

但是由于该理论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必须要对蒂布特模型做必要的引申才能更好地适用于对法律制度的分析。

蒂布特模型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了消费者无法影响政府决策，只能被动接受公共产品这一传统思维，从而为消费者设计了一个避免自己不喜欢的公共产品的退出机制，即通过“选择自己喜欢的居住地”的方式来消费对自己有利的公共产品，同时避免自己不喜欢的公共产品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

这一理论模型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第一，蒂布特模型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选择仍然是以“实际的人身和财物流动”为前提的，蒂布特甚至将“消费者在各社区间的流动不受任何限制”作为其理论模型的第一个必备条件，可见“实际的人身和财物流动”在蒂布特心目中的重要性。

但是就现代法律市场而言，在很多情况下，“实际的人身和财物流动”已不再是消费者选择性“消费”法律公共产品的必备条件了，尤其在全球化的国际法律市场上，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

第二，蒂布特模型中，蒂布特仅仅指出了消费者在公共产品消费中的“非被动性”，消费者个体可以通过“用脚投票”这一退出机制来避免对自己不喜欢的公共产品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

但是蒂布特并没有系统论述消费者们这种“用脚投票”式的消费行为选择可以返过来对公共产品提供者们产生的激励效应。

就法律制度而言，这种激励作用就体现为对政府立法行为的激励。

我们可以将蒂布特模型引申适用到法律制度领域，即这种“退出机制”不仅可以让法律消费者们规避自己不喜欢的法律，还可以产生督促立法者顺应社会需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激励效应。

人们可以利用蒂布特所讲的“退出机制”来改变法律对自己的影响。

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决定住所来部分地选择法律。

根据蒂布特的公共产品产品理论，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是完全由政府来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公共产品消费者们的“消费偏好”，这种“消费偏好”可以通过选择自己“生活在哪里”来表现。

换言之蒂布特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公共产品问题上，存在这一个“消费者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毫无疑问法律应当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消费产品”，因为法律同样是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

(三)法律市场上的卖方激励法律市场的存在，使得公民或企业可以在多个法域中选择由多个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凭自己的偏好选择自己的公共产品束，就好像一个消费者在鲜花市场上从多个摊位中选择自己喜欢的鲜花，然后再组成独具个性的“鲜花束”一样，公民和企业可以自由地在法律市场上选择“消费法律”。

事实证明，人们不仅仅是政府制定的法律的被动适应者，而且还是法律产品的积极的消费者和购买者。

人们不是只能通过“投票”来影响立法，而且可以通过“消费行为的选择”来影响立法。

这不仅是对传统法律观念的改变，而且会对政治治理模式产生影响。

在法律市场存在的情况下，政治家不仅要考虑选民“投票”的问题，即使在“投票”结束之后，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法律产品消费上的可选择性会对法律制度本身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法律市场上的消费者总有激励去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法律产品，而这种消费行为反过来将激励政府在立法时必须要将消费者们的偏好考虑进去，从而制定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来，同时还可以约束政府，使其不敢根据自己的好恶出台随心所欲的“恶法”。

五、影响法律市场的因素及法律市场中的立法行为选择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市场本身也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由早期法律市场到今天全球范围内法律市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其中，除了制度本身对法律市场的影响外，对法律市场发展产生影响的还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一)影响法律市场的几个主要因素交通是早期影响法律市场的一个主要因素。

早期法律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人身和财物的实际流动。

由于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是无法通过“变更住所地”来实现对法律产品的选择性消费的。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交通已经不再是阻碍人身和财物实际流动的主要因素了，交通的便捷为人们自由选择消费法律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

通讯技术的发展对法律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早期人们的法律消费行为之所以只能采取人身和财物实际流动的方式，主要是受通讯条件的限制。

随着通讯技术手段的发展，人们可以在人身不离开一个地方的前提下，组织实施另外一个地方的活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管理方式和个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可以突破早期法律市场的局限性，在人身或财物不发生实际流动的情况下，实现法律产品的选择性消费。

物流是个新概念，但是物流这种现象很早就存在，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有物流。

(注释9：本文中的物流概念泛指财物的流动。

)早期的物流大都为有形财产的实际流动，这也是早期法律市场的一个特点。

由于各法域关于财产的法律规定存在差异，如果想要选择消费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制度，就必须将相关财产实际上转移到该法域的管辖范围之内。

现代社会，财产的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无形财产(如法律权利或技术)的份额在逐渐增加，加上现代科技的发展，通过网络实现无形财产的流转已经非常普遍，这实际上就是现代金融业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其商业结算账户可以设在瑞士。

而某个在太平洋岛国上设立总部的企业，可以在全世界开设多家连锁经营店，所有的连锁店都可以通过总部的财务结算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流动。

这样的企业集团表面上规模很大，但是一夜之间，它就可以将其主要财产转移得干干净净。

现代技术作为财富的一种形态，其流转的方式也与传统有形财产的流转方式不同。

这就是现代物流的特点。

物流方式的改变，为人们(尤其是企业组织)选择消费法律提供了物质支持和安全保障。

观念改变对法律市场的影响同样非常大。

在传统的法律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法律是刚性的，人们在法律面前是无可选择的，只能被动接受法律的约束。

企图通过寻找法律的“漏洞”，并利用法律“漏洞”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被通常被认为是“钻法律空子”的投机行为，不但为世俗所不容，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那种为了贪图他国“法律提供的优惠条件”而要求脱离本国法律约束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自私的不爱国的表现。

但是随着国门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加强，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法律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的观念被引入我国，并为国民逐渐接受。

国民对法律的看法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既然法律制度属于一种公共产品，那么如何消费这种公共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做只是个人的事务。

如果同时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法律公共产品，个人当然可以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一种或几种法律进行消费了。

虽然这种观念目前在我国还处于初生阶段，还远未被大多数国民所认识或接受，但这种观念转变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二)法律市场中的立法行为选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当政者并没有认识到法律市场的存在，但是其立法活动在事实上也是受到消费者激励的。

这一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由原来儒家的“性善论”向法家的“性恶论”发生转变。

各国奖励耕战和优待人才的立法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但实际上是对人性“自利”一面的认可和顺应。

执政者知道，只有顺应百姓的需求，才能调动百姓的耕战积极性;只有满足人才利己的要求，才能调动他们为自己服务的积极性。

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众作为国家制度的消费者，其偏好对各国立法的激励效应已非常明显了，结果是谁的立法和政策更符合民众的偏好，谁就会变得更强大，这一点在春秋五霸的“霸主争夺”中得到了验证。

早期的法律市场中立法行为选择的特点是：法律产品的供给者(立法者)与消费者(法律调整的对象)双方均是无意识的。

美国联邦体制下，法律市场的存在对立法者行为选择的激励效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立法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激励作用的存在，因此在立法时会积极主动地将“消费者”们的偏好作为影响立法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但是法律的消费者个体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选择对立法者的激励作用，或者虽然意识到了，但是作为个体并不太重视这一点，因为消费者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时，只能在已经存在法律中加以选择，消费者个体对未来的法律是无能为力的。

国家之间竞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在战争年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军事力量的竞争，而在和平年代则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或者综合国力的竞争。

但是无论是军事竞争、经济竞争还是综合国力竞争，其背后都是制度的竞争。

历史事实表明，在国与国的竞争中，最终取胜的往往是制度优越的国家。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各国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争夺人才、技术、资本和信息等方面的竞争，而竞争的成败则主要取决于各国制度的优劣。

为此，各国争相出台各种吸引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政策法律，这些法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法域，各法域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资企业法”、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设立等，其目的正在于吸引外资和先进的人才技术，这些政策和法律的出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国际法域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国际消费者行为选择对我国立法活动激励效应的反映。

在国际法域竞争中，各国可能并没有使用“法律市场”这一概念，但各法域立法者对国际法律市场的存在及其影响是非常清楚的。

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可能会结成“利益集团”来有意识地影响各国的立法活动，争取政府出台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六、法律市场及制度竞争理论对我国立法行为选择的启示从蒂布特模型含义的引申中，我们可以推论出法律市场的存在对立法者是有激励效应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种激励效应实际上是以法域之间的制度竞争为前提的。

试想在蒂布特模型中，如果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是垄断的，即惟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时，则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就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而不存在自由选择的空间。

这正是蒂布特为什么只有在论述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时才能提出其理论模型的原因。

蒂布特模型是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一种理想假设，其前提是众多地方公共产品共同形成了一个“公共产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使得众多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者之间产生了竞争。

法律市场的运行机制与蒂布特模型描述的地方公共产品市场是类似的。

不同法域一起构成了法律市场，消费者可以有选择地消费自己喜欢的法律，同时规避不利于自己的法律，这必然会引起不同法域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反过来会激励各法域中的立法者不断完善自己法域中的法律制度。

法律市场的存在和法域间的竞争有利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这一结论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法律本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会改变人们对法律评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