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国诗性文化摘要：诗是观察人类心智历史与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角度，诗乃天地之心也，中国“文化心灵”的心之最精妙处，便在于诗，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

而《红楼梦》这部著作，虽然讲述的是古代皇家大族高门大墙之内日常生活为主的作品，却是一部荡溢着诗情，透显着诗化意境的诗化小说。

《红楼梦》的诗性美，从书名的深沉蕴藉，到艺术形象的抒情性；从诗词曲赋的大量运用，到结构抒情化、描写超常化和意境化等方面。

《红楼梦》是由无数这样的具体综合起来深化为诗化小说和优秀艺术的。

关键词：红楼梦；诗化小说；诗性美中国的诗性，自古有之。

中国人以诗性为心，伴随着诗性的逐渐增长，中国的文化也在盛唐达到顶峰，向来以诗为尊的中国在其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伴诗而行。

中国的文学上一直有着“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诗是包括在文中，诗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作为中国古典时期的颠峰性巨著，《红楼梦》没有讲千古英雄纵横捭阖的征战、豪杰群雄你争我夺的较量，它娓娓讲述的是古代皇族大家高门大墙之内日常生活为主的种种故事，吃饭睡觉，婚丧嫁娶。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这些日常生活中具有通俗性、家常性、生活性的故事，顶多带有些官闱秘事性和传奇性。

却是一部荡溢着诗情、透显着诗化意境的诗化小说。

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它的书名意象、艺术形象、艺术描写中渗透着抒情性，也因为诗词曲赋的大量运用和抒情化的结构以及超常化意境化的描写，令我们古往今来的读者读之如醉如痴、深觉其中特殊的诗意之美。

一、书名意象、艺术形象、艺术描写中渗透着抒情性《红楼梦》这个书名最富诗意也最深沉蕴藉。

它直接来自书中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的十二支曲子．是所有书名意义的综合．并因本身是古典诗歌中的特殊意象而具有深刻的抒情性。

“红楼”即紫檀木筑就的楼字。

借指富贵之家或豪门大室的邸宅。

自居易《秦中吟》有“红楼富家女，金缕锈罗襦”旬。

韦庄也有名句“红楼别夜堪惆怅。

香灯半卷流苏帐”。

以《红楼梦》命名。

不仅包含了对当日所历所闻的富贵之家中一切青春浪漫女子的追忆．还包含了对世事沉浮、沧海桑田、繁华如虹、人生似梦等更为深邃的思考。

正如梦觉主人在《红楼梦序》中所说：“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

”红楼富女的意象再与庄周梦蝶联系起来．更加韵味深长，小说内容也无不聚焦在书名的抒情性光辉之中。

如果说书名作为特殊的意象一开始就把读者引入特殊的诗性回味之中，当我们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纷至沓来的诗性元素便如泉涌般不断出现。

艺术形象的抒情性是红楼诗性的重要原因。

作者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金陵十二钗都是处于青春时期的美丽女性。

年轻和美丽，这本身就是抒情和诗性的核心。

作者用“群芳”来形容她们的青春和美貌．她们简直就是春天里引动诗情的各式各样的花朵。

作者不仅喜欢用花朵形容她们．更喜欢在她们出场的特殊时刻用诗歌着意描摹她们的美貌、气质特征与美的“神韵”．如描摹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炯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第三回)，并用美的事物来加以映衬、辅助象征，突出人物外在与精神世界的和谐诗意。

比如，黛玉与琴、惜春与画、妙玉与白雪红梅。

白雪红梅既是美丽夺目的冬天景致，也是增添诗意的抒情媒介。

曹雪芹抓住冰晶剔透的天地中含芳吐红的梅花．来象征妙玉孤高雅沽的个性。

和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倾心向往的感情。

二、大量的丰富的诗词曲赋的运用《红楼梦中》，大量的丰富的诗词曲赋的运用是她诗性美的直接体现。

《红楼梦》被称为文体众备的小说，她几乎使用了我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所有传统的和民间的韵文形式，其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

据统计，《红楼梦》中的韵文作品有22种，238篇（首）之多。

《红楼梦》以前的小说，其诗词多是游离于情节和人物之外的，甚至有的把情节和人物的描写搞得支离破碎，因而体现不出来诗性美。

《红楼梦》的独创性则在于把诗词变成情节和人物发展的组成部分，与叙述文字相得益彰。

首先，红楼诗词作为组成情节、丰富情节、推动情节的元素融合在叙述中。

作品中叙述人的诗词，不光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情怀，而是为了丰富和推动情节。

如开篇的“满纸荒唐言”一首和结尾的“说到心酸处”一首，就绝非一般小说的俗套所能比拟的。

脂评在谈到“满纸荒唐言”一诗时说它是“第一首标题诗”，并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评点派红学家洪秋蕃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谓荒唐言中皆辛酸之泪，非无故而为此谰言也。

又云‘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谓世之读书者不窥底蕴……亦痴人之痴耳。

”这说明“满纸荒唐言”一诗不仅总领故事，提起全篇，而且兼有提醒读者、设置悬念的作用。

如果我们再与书末的“说到辛酸处”一首对着看，此作用则更明显。

洪秋蕃称后者为“总结诗”，并说：“到底出于含蓄之笔”，“读是书者总宜细心潜玩”。

那么，前者标题，后者总结，前有提醒，后留余味，则此二诗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可谓大矣。

书中人物吟唱的诗歌，也都具有丰富发展情节的作用。

如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和甄士隐的《好了歌注》，不仅全盘否定了封建末世所反映出来的追求目标和道德风尚，也不仅流露出作者的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思想，而且还预示了全书的情节走向，虽然不像脂评说的那样句句落实，但总体上确有推动情节的作用，正如评点派红学家王希廉所说：“跛足道人《好了歌》及甄士隐注解，是一部红楼梦影子。

”此外，像《红楼梦》十二支曲的“大有深意”，《葬花吟》的“似谶成真”，怀古诗的“伤古悼今”，甚至咏白海棠、咏菊花等诗作，也都或多或少地在情节布局中起到微妙的作用，就连一个谜语、一副楹联也常常预示着全书的发展趋向。

总之，红楼诗词融入情节（诗词即情节）必然给叙述带来诗意。

诗化于情节，带来情节的诗化，作用于读者的则是诗性的美感。

其次，红楼诗词还被用来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

曹雪芹具有诗人的气质，他在描写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诗词、骈文等来突显和点化，既使人物栩栩如生，又使描绘渗入了感情。

如：用骈文刻画人物肖像，以诗句来烘托人物的心情，以诗句来点染人物的结局，等等。

这些虽是我国话本、章回小说的传统，但曹雪芹并未滥用旧套，而是别出心裁，自出机杼，即使引用别人的诗句也是恰到好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人物自己作的诗来刻画人物自己的个性，这是《红楼梦》的创造。

《红楼梦》中的人物，特别是红楼女儿能写诗，能起诗社、限题吟诵，这本身就具有诗意。

诗，净化了红楼女儿的品格，表现了她们的才气、灵气、稚气和水一样的清纯的灵魂。

黛玉、湘云、宝钗、探春等自不待言，就是香菱也能在黛玉的指导下“自学成才”，而使其品格脱离了俗人的层次，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根并荷花一茎香”的香菱了。

不仅如此，红楼人物所作的诗词还是人物的自我写照、自我塑造，使人物性格个性化、鲜明化、丰富化。

比如：同是填柳絮词，湘云填的豪爽俊逸，宝钗填的浑圆功利，而黛玉填的则是哀怨缠绵，柳絮词本身就塑造了不同的性格。

李纨是书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典型，所以就吟出“精妙一时言不尽，果然万物有光辉”等较低层次的诗句，而王熙凤本来不识多少字，又无诗情，所以只能作一句“一夜北风紧”。

此外，如第一回贾雨村所吟的诗与对联，活画出一个野心勃勃、待价而沽的封建官僚的心理。

第十七回宝玉在大观园所题对额，使一个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翩翩少年跃然纸上，相比之下，贾政这个酷爱读书，大有祖父遗风的才子，却是捻断髭须，只字未成。

这个贾府的大才子，原来只是一个不学无才的泥做的“禄蠹”而已。

以诗词表现人物是人物诗化的一个方面，诸如：黛玉的超群脱俗，宝钗的娴静淑雅，湘云的豪爽超拔，妙玉的孤傲高洁，都能从她们所吟的诗词中表现出来。

人物性格与其诗词水乳交融，既是理解红楼诗词的关键，又是评价红楼诗词的主要标准。

有的论者贬低红楼诗词的价值，认为它似乎没有什么传世之作，这是值得商榷的。

曹雪芹如果离开人物性格来炫耀自己的诗才，岂不是流于“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的旧套了吗？“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

”（脂评）三、诗歌的超常性的艺术手法的运用诗歌的艺术手法的特点或作用基本上可以说是表现“超常”的，诸如：比兴、夸张、通感、象征、变形、扭曲、错位以及多时空、朦胧、自由联想等等，都是表现“超常”的。

诗歌用这些手法使它的意象、情感、思维都超出常规，这样才能有诗情画意。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即由于诗的超出常规，却能表达出文章所不能表达的思想情感。

台湾诗人余光中也说过：散文像走路，诗像跳舞；散文像水，诗像酒；散文像说话，诗像唱歌（大意）。

这都是说诗的超常性。

所以，当代著名学者孙绍振说：诗要使情感越出常规。

诗追求超常、错变，是趋向成熟的表现。

因此，超常性是诗的艺术手法的特点或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表现超常的手法是很少用于小说的。

《红楼梦》的独创性恰恰在于这些超常性的诗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因而也就具有了诗性美。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红楼梦》在这方面的独创性还不仅表现在运用神话、梦境使情节离开现实（《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都这样做了），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表现某种超常性，它能把笔控制在常规的边缘、似与非似之间，使情节既符合现实又有某种变态，表现了曹雪芹高度的艺术分寸感和艺术辩证法修养。

《红楼梦》中有许多交待是模糊的。

如：《红楼梦》写的是哪个朝代的事？大观园在北京还是在南京？红楼女儿缠足没有？乃至于时令、年龄、穿着等等，都给人留下许多谜。

这实际上是运用了诗的变形朦胧的写意手法。

当你读完它的栩栩如生的贴近生活的艺术描写时，你又确信它写的就是中国18世纪的封建社会，就是满清的贵族家庭。

有时，作者进行一些变形、扭曲。

如：潇湘馆的千百竿翠竹能不能生长在北方？稻香村的几百株杏花能不能在秋天“喷火蒸霞”般地开放？这似乎值得研究。

然而，这些描写是那样的含义深刻，与人物性格是那样的契合，又是那样的诗意盎然。

人们受了它的感染之后，也就不再去思考它是否违背细节真实了。

照书上描写推算，林黛玉进贾府时才六、七岁。

六、七岁的小女孩能不能表现出“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这似乎有些超常。

然而在阅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这样写象娃娃演京剧那样滑稽好玩，而是深深地被这些描写的绵绵诗情所打动。

变形的诗歌创作手法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曹雪芹不仅善于描写人物的常态，而且还非常善于描写人物的变态。

通过变态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性格。

但这种变态又不是精神失常，而是处于精神分裂与常态心境之间，所以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诗意的。

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宝黛的痴情上，《红楼梦》中称之为“痴病”、“呆病”。

如贾宝玉的摔玉、砸玉、痰迷、疯颠；林黛玉的剪香袋、绝粒、迷本性等等，都属于变态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