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政府利益的内涵也在随之而改变。
但是不变的是最大的实现公共利益始终应该放在实现政府利益之前。
这是政府利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政府利益的首要前提,是实现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坚强基石。
当代政府的发展,是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为变革发展方向,建立良好的政府与公共互动机制,达到一种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是协调好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最有效方式。
建设符合人民需求的服务型政府是21世纪政府变革的潮流,是政府改革的必然历史趋势。
关键字:政府利益;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一,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政府利益?1,政府:政府是一个国家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
广义的政府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合。
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
狭义政府指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即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检察权,人民政府自动行使行政权。
一般我们使用狭义的政府概念。
政府有以下特点:(1)从行为目标看,政府行为一般以公共利益为服务为目标,在阶级社会里,它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服务目标;(2)从行为领域看,政府行为主要发生在公共领域;(3)从行为方式看,政府行为一般以强制手段(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凌驾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之上的权威性和强制力;(4)从组织体系看,政府机构具有整体性,它由执行不同职能的机关,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程序结成严密的系统,彼此之间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2,政府利益:政府利益往往指的是中央及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自身的利益。
从国家和政府的历史看,政府应该代表最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
但是政府本身作为一个组织,也有自身的利益。
政府的自身利益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著名经济学家斯诺在研究国家理论时就引入过国家利益的概念。
斯诺认为,国家有两种职能,一是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两个职能是互相矛盾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诺斯悖论。
诺斯根据不同国家在两个职能的侧重点不同,把国家分为三种,即中性的国家、契约的国家和掠夺的国家。
他认为,前两种国家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专心的提供有效地产权制度安排、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不偏不倚;而掠夺国家则以错金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无心提供有效地产权制度安排、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更倾向于利益强势集团。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斯诺承认了国家有着自身的利益。
而国家利益的代表就是政府。
所以,从斯诺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除了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之外,也有着自身的利益。
二,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实质上就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特定多数人普遍享有的、不具有排他性、竞争性和营利性的共同利益。
人们对什么是公共利益,现实中是否存在一种符合每一个人或多数人利益的公共利益,并没有普遍一致的标准和意见。
但是,作为与个人或群体利益交叉集合的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的。
有学者以“列举”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
早在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接受立法机关的委托,组织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就列举了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保护、公共水源及饮水排水用地区域保护、森林保护事业等属于“公共利益”。
还有学者建议在正面列举哪些事项属于“公共利益”后,再从反面列举哪些事项不属于公共利益,进而规范政府的征收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排他性的、竞争性的私人事务及其背后的私人利益。
但是,在每天重复着的诸多的个人事务背后,潜藏和反映着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对象的存在,即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供所有人享用的对象的存在,所以有共同需要的存在。
有共同需要的存在,就必然有公共利益的存在。
恩格斯认为,在所有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
这样的职能,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
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恩格斯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国家萌芽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但他同时也证明了共同利益,作为涵盖“个人利益”的利益“一开始就存在着。
”而有共同利益的存在,就必然有蕴含在共同利益中的具有社会分享性的公共利益的存在。
当然,这些共同的需求和共同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利益,因为一定共同利益的利益关系基础和目的,既可以是"公共"指向的,也可以是“私人”指向的。
这种具有公共目的指向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公共利益。
三,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1,政府利益是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结合。
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是它的法定义务,体现了它的“道德人”或者“政治人”的属性;而政府代表自身利益则体现了它的“经济人”属性。
当各级行政机关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就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权力利益”。
“权力利益”的背景是权力,目的在于“掠夺”而不是“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权力利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政府机关作为一个整体在与社会公众的矛盾之中体现出的利益;,二是各级国家政府机关发生矛盾时所表现出的各自的利益;三是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凭借权力为个人牟取利益。
这些利益都与“公共利益”不完全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因此,政府利益可以是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也可以是政府自身源于权力的利益。
对社会来说,最优化的选择是政府利益代表了公共利益,实现了政府利益也就实现了公众利益。
但这并不是社会经济选择的必然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政府自身“经济人”的性质,政府无法真正做到中性的、契约的政府;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不到位,政府非常容易变质为掠夺的政府。
2,公共利益是政府利益的本质。
虽然政府利益包括了政府自身利益在内,但政府利益的本质应该是公共利益;而不是政府来自权力的自身利益。
这一点与社会公众的理解是相同的:在社会公众的理解中,政府存在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政府少数人的利益。
公众正是在这种理解下才会支持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一旦公众认识到政府采取某项行动的实质是为了政府的权力利益,尤其是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而行“权力利益”之实时,公众将会强烈反对政府,甚至会重新选举出新政府以代替原来的政府。
公众能够重新选择执政者及相应的政府,是保证政府利益能代表公众利益的重要制度设计。
所以说,公共利益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府利益。
反过来推之,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如果不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作为社会利益分配的参与者的话,它就会和私人领域中的一切利益追求者一样,把追逐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就必将导致政府尽可能多地增加所能分配的收入,扩大自身作用的权限,必将导致政府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职责的忽视和放弃,终将导致政府的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所以,政府只有告别作为统治者或管理者的角色,以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姿态出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公众才会支持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才能巩固其存在的合法性。
四,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协调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必然要求1,公共利益是服务型政府最根本的价值诉求。
服务型政府是以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为指导,以社会和公众为中心,以促进社会进步和满足公众需求为目标的政府。
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和公众的共同需要,因而是服务型政府行政活动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
任何偏离公共利益的行为和做法,必将使服务型政府失去原本的意义。
在现实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个别地方和部门受自身利益驱动,以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利益为行动原则,形成各色的地方保护主义,部分政府部门因追求自身利益导致机构规模不断扩大、行政经费日益上涨;官员个人进行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等,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毁坏了政府形象,必须彻底扭转。
服务型政府应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围绕公共利益开展活动。
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公共利益规定了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方向和职能范围,公共利益是服务型政府最根本的价值诉求。
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内在要求。
国家政权即国体的性质决定其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的性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力的源泉。
这就决定了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是政府最根本的职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对政府的“服务”职能有过充分的论述,如马克思的“公仆论”、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管理就是服务”等,都已为我们所熟悉。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执政为民、服务群众正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
这就决定了政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也只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
总之,要妥善处理好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要坚持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这才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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