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eb.2010第28卷第1期Hu manities&S 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ol.28No.1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宋宪萍,张剑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1)[摘　要]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能力;贫困;反贫困[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0)01-0069-05在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文明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尤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贫困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尤其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随着裁员数量的增加,更多的人被抛入到贫困大军中。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是为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所独有,而是普遍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之中,贫困是具有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挑战并战胜贫困的历史。

一、关于贫困内涵的收入解释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较早对贫困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是英国的朗特里,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所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成为主流。

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在没有足够的收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

”[1]英国的汤森进一步丰富了贫困的内涵,认为收入不仅仅指生活必需品,而应是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都应包括在内[2]。

因而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

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状况。

综合国际、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

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收入难以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状态,即不能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收入标准。

绝对贫困人口一般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贫困线为标准来划定的,这一类贫困人口只存在于特定的国度及特定的时期,多发生在较落后的国家。

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这一方面是指随着时间变迁和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演进,贫困标准亦发生相对变化而言[收稿日期]2009-06-2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JY088)[作者简介]宋宪萍(1972-),女,山东莱芜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2010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的贫困;另一方面是指在同一时期相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差异而言的贫困。

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对相对贫困的标准是不同的,相对贫困人口可以不分国别、地域而永久存在。

收入贫困的概念在应用研究中被证明是有用的,非常直观,但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也日益认识到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首先,它无法对贫困和不平等中所有相关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的收入或消费是由个人的偏好决定的,但是,许多超出个人收入的因素对其生活水平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影响巨大。

因此,定义贫困时还应该考虑那些收入以外的因素,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收入水平。

其次,收入贫困的概念不能反映发达国家的现实。

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虽然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减少了收入贫困,但还是存在“丰裕中的贫困”,显然,这不是一种长久的解决途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收入的增加固然重要,但个人主动战胜贫困的能力应该最重要。

二、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分析框架与传统的收入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关于形成贫困人口的解释,突破了传统的收入贫困的概念。

他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上,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他关注的是通过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来发展人的能力。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排他性地集中考虑收入贫困,转到考虑更包容的可行能力的剥夺,我们就能按照一种不同的信息基础来更好地理解人类生活的贫困和自由。

”[3]14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识别贫困的最普通做法是确定一个‘基本’———或‘最低’———生活必需品集合,把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为贫困的检验标准。

”[4]既然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那么什么是“能力贫困”呢?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能力贫困的内涵十分丰富,“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

包括———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加社交活动”[5],人们在所列举的能力方面的缺失,均可能被视为能力贫困。

具体来说,所谓能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可以实现有价值的功能。

它不但标志着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且还体现着个人过自己所希望的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即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

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过某种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6]。

在界定了“可行能力”后,阿马蒂亚・森还对提高“可行能力”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有五种基本的工具性自由,能够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第一,政治自由,即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人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条件,指的是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

一个人所具有的经济权益,将取决于拥有的可以运用的资源和交换条件,它会反映在人们经济权益的相应提升上。

第三,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所实行的安排,这些安排直接影响到个人有多大的机会去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和实质自由。

第四,透明性保证,就是满足人们对信息公开性的需求,即保证在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

人们希望信息是公开的、明确的,信誉是不可侵犯的,它不仅仅为自由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有效的支持,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约束公共权力运行、防止权力腐败的工具性约束。

第五,防护性保障,指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更深重的痛苦,甚至陷入绝境。

阿马蒂亚・森认为,一个经济体系无论运行得多么好,总会有一些人由于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变化,从而陷入贫苦悲惨的境地;所以需要这样一种防护性保障来提供社会安全,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不幸的悲惨遭遇[3]31-33。

以上这些工具性自由作为一个整体,互相补充,互相强化,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

基于“能力贫困”思想,应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占有量来衡量贫富的标准,“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须被整合到更广阔、更全面的成功与剥夺的图景中去。

”[3]14也就是要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

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能力的扩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以及收入的提高,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

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平等是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

“能力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靠政府的投入及发放失业救济。

三、中国目前的贫困现状分析中国几十年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由图1可知,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从2001年图1　贫困县农村贫困规模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6)的1812万下降到2005年的1433万,分年度看,除2003年贫困人口增加了11万外,其他年份的贫困人口都在下降,平均每年减少95万。

贫困县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从2001年的3865万下降到2005年的2191万,平均每年减少421万。

一方面我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也在不断提升。

目前国际通行标准是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2500元人民币。

由于近年经济增长提供的保证,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2007年我国贫困线是785元,低收入线是1067元,比过去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以后的趋势将会不断提高。

图2　2000—2007年国家贫困线变化图尽管有如此大的进步,但在反贫困实践中,无论是宏观决策者还是各个贫困地区,都过分强调物质资本投入对消除贫困的作用。

根据笔者对河北省40个贫困县关于制约脱贫的主要因素的问卷调查,各贫困县都认为资金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是制约脱贫的主要因素。

其中资金因素的比例为17.65%,是所有因素中占比例最大的一项。

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人们对脱贫的思路还是主要放在国家的投入上,寄希望于国家的财政资助,认为这是改变贫困状况的主要途径。

然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贫困的根源是能力不足,而不是仅仅靠国家的资金投入就能解决的。

在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强的情况下,由于对贫困认识上的失误导致对贫困人口产生的根源出现偏差,这样必然难以培育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导致的最终后果便是脱贫速度减缓,脱贫效果不稳定,贫困地区的脱贫日益显示出刚性特征。

最近有很多学者,诸如胡鞍钢、万广华、胡兵、张全红等都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的减贫出现了放缓的趋势,尤其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的减贫效果不断下降,并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性和复杂性,贫困人口在宏观经济波动中受到的冲击要大于非贫困人口,具有更大的宋宪萍等: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脆弱性,贫困人口相对于非贫困人口,更缺乏能力来规避风险。

如图3所示,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表1　制约脱贫的主要因素因素选择该因素的问卷比重(%)排序资金因素17.651基础设施因素16.472科技因素14.123资源因素12.944人才因素11.765观念因素8.246图3　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年)四、反贫困对策的构建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公开承诺,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要削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