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3贺 雪 峰 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概括出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对每一个层面主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及其不足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三大主题之间的关系。
本文尤其强调中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理解了中国农村本身的非均衡性及其对自上而下政策的不同涵义,我们才能为不是一刀切的政策提出有用的建议,才不致不考虑具体情况地将一个地方的经验搬到另一个地方,也才可能具体理解自上而下政策在某一特定农村区域实践效果的原因。
关键词 乡村治理 研究主题 研究方法 中观理论 中国国情一、引 论 当前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低水平重复,一是田野调查缺乏新材料和新视野,二是理论讨论缺乏基本沟通,难以形成学术积累。
造成乡村治理研究低水平重复的原因,既与多学科介入乡村治理研究,而不同学科话语形式及话语体制不同的现实有关,也与乡村治理研究本身一直没有在学术方面形成集中的主题有关。
本文试图通过对已有部分乡村治理研究的总结,提出若干乡村治理研究的主题,从而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推进作些基础性的工作。
在讨论具体主题之前,首先对乡村治理研究本身作出定位。
乡村治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乡村治理,一是学术研究。
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乡村治理这个词有两个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强调地方自主性,一是强调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学术研究是指进行可积累的概念化且学科化的工作,这种研究的材料可以是经验性的,核心却是概念化,并以概念为基础进行学术推演,从而可以进行学科对话和学术积累的。
综合起来,乡村治理研究的目的是推进农村自主发展,这种研究既不同于纯粹的经验调查,也不同于一般的政策研究,而是以经验调查为基础,以理解农村政策实践后果,从而改善农村政策实施为目的的研究。
乡村治理研究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特征,一是具有对中国农村发展强有力的实践关怀;二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尤其以对当前中国农村乡村治理实践的调查作为研究的基础;三是注重对中国乡村治理现实的理论提炼,尤其是概念化的工作,以为乡村治理研究的学科化作出准备;四是注重形成学术积累,因此注重提炼乡村治理研究的主题。
笔者曾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提纲”一文中提出九个研究命题①,这些命题虽然也关照到3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我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022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社会学研究了乡村治理的视角,但因为侧重从乡村社会自身来讨论乡村治理,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住乡村治理研究的主题。
本文尝试从乡村治理研究的角度提出三个研究主题。
二、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 本文尝试提出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以从不同角度理解乡村治理状况并因此深化对乡村治理的研究。
第一个主题是,中国农村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
“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无法支撑起各种现代的乡村治理制度。
徐勇教授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脆弱的小农能支撑得起一个农村现代化体系吗”,他是从现代化与小农之间要求不合拍来展开讨论的。
他认为,现代化的重要特点是普适化、标准化和官僚化,农民在现金收入很少的情况下,无法支付得起以上“三化”的费用。
同时,现代化与市场化总是相伴随的,市场化导致农民消费需求的扩张,“各种广告每天都在告诉农民追逐消费新潮流”,这就使脆弱小农的农业剩余难以跟上消费需求的扩张,引发种种严重矛盾。
他因此认为“特别需要从有限的农业剩余这一基本的农村实际出发,重新构造农村现代化的步骤。
”②苏力则重点从法律下乡的困境阐述了法律制度必须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否则,送法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
他认为“真正要实行规则之治,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规则之治的治理对象本身要具有一定的规则。
而这种规则性不可能通过我们制定规则,将不规则的现象纳入一个规则的条文就可以解决了。
”③而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中国基层和乡土社会中大量的纠纷都很难被纳入到目前主要是移植进来的法律概念体系(而不是法律)中,很难经受那种法条主义的概念分析”④。
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建筑于其上的制度结构,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常识,但当前国内学术界及政策部门忽视了这个常识性见解所具有的深刻现实意义。
温铁军多次论证说:“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农村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⑤。
笔者将当前及未来50年农民的处境归纳为二个特点,一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将长期存在;二是农民有大量富余时间无事可做⑥。
依据笔者的估算,50年以后,中国仍然有约8亿人依托农村生活,并主要以农为业,也就是说,笔者以为未来50年,中国一个部分是快速发展且现代化了的城市,另一个部分则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农村,在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无法建立起现代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
现代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应该包括广泛的方面,以上徐勇提到标准化、普适化、市场化等较抽象的指标和官僚化这个略微具体的指标;苏力提到纠纷调解制度的维度,更具体一些。
如果我们仅仅从现代制度的要求来设计(或改造)农村的各种制度设施,我们可能会适得其反。
比如在农民缺少现金收入的情况下,越来越正规和官僚化(以及民主化?)的乡村组织,市场化取向的水利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越来越强有力的普遍性价值和越来越衰微的地方性信念,等等,可能使现代制度的好处不能被农民得到,传统制度的好处都又被建设现代制度的努力所破坏。
第二个主题取自“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提纲”的命题二:“制度安排对乡村社会性质有着深刻依赖,同一个制度安排在不同性质的乡村可能具有极其不同的效果。
”⑦这个主题的含义不仅试图说明制度安排与具体乡村社会的相关关系,而且希望以实证数据说明制度安排与不同乡村社会之间的规律关系,并进而从理论上对这种规律性关系作出论证。
笔者曾以“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为题,对此展开讨论⑧。
这里的制度安排,泛指自上而下实施的各种政策、规定、法律、法规和行政指令。
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实施的效果完全不同,在农民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农村,农民会凭借强有力的内生性力量抵制县乡各种不合理的摊派,而在农民组织能力比较弱的农村,县乡行政凭借自身的强力,将各种不合理负担加诸农民头上。
而从农民组织能力来讲,既有如江西、福建等省仍然存在强有力宗族组织的农村,也有如河南、河北等大型宗族组织已经解体,但小亲族群体仍然普遍强有力存在的农村,还有如湖北、吉林等省不仅大型宗族组织大多解体,而且小亲族的一致行动也已经很弱,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特别不足的农村,这三类农村在面对同样的自上而下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时,会有相当不同的反应,从而会产生相当不同的农民负担后果。
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农村政策下面,农民负担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存在着相关关系⑨。
进一步看,不仅农民负担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存在相关关系,而且农民上访、计划生育、村级债务乃至乡镇债务,都与农民组织化程度存在相关关系。
在原子化的农村地区,很难出现群体性上访;在宗族组织仍然有一定行动能力的地区,农民上访大多针对县乡而非村干部;而在小亲族组织普遍存在且有能力一致行动的地区,一群村民到县乡上访,以将现任村干部告下台。
被告下台的村干部所属小群体,则会想方设法找出通过上访告状当上村干部的人的问题,而在下一次群体性上访中将在任村干部告下台来。
也就是说,在原子化的农村,农民群体上访难以达成,个别农民仅仅因为个人的事情,而到县乡上访告状。
在大型组织如宗族存在的情况下,农民不用上访,就会对村干部的行为造成决定性影响,村干部与村民共守村庄秘密成为普遍现象。
而在大型组织解体,村庄范围存在诸多强有力的以小亲族为典型的小群体时,这些小群体在村庄内部相互竞争,从而形成村庄内的派性斗争,村中一些小群体为了争夺村中组织资源,抓住现任村干部的每一个过错,而到县乡上访,以将在任村干部告下来,而将村中正式组织资源归于己手。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农民组织化的状况,来建立一组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有关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关系,从而可以增加对作为乡村治理后果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原因的认识。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同,仅仅是中国农村地区差异的一个方面,且不是最为根本的方面。
根据研究乡村治理的需要,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讨论乡村社会的性质。
较农民组织化程度更根本一些的地区差异如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及收入构成,农业种植结构,地形地貌与村居结构,地方文化,离城市远近,等等,如何通过制度实施的地区差异来研究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又通过提取出来的区域差异因素(如农民组织化程度)来研究更多的农村制度实施的状况,并以此作为证据或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当我们对农村社会的地区差异有了立体的全方位的把握,我们才会对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现实有良好的判断,非均衡的中国农村就不是以想当然作为其研究的起点,而是以严谨的、以制度实践后果的比较作为证据的乡村治理研究的结果。
第三个主题是,村庄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村庄治理(或村组治理)是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
如果9亿中国农民不能在短期内转入城市和获得工商就业机会,则村庄将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三位一体场所,如过去数千年一样,在未来中国社会仍然发挥相当基础的作用,村庄研究,尤其是村庄治理研究,将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
村庄治理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市场化和现代性不断渗入到农村和农民生活之中的背景下,为农民和他们在村庄的生活找到依据与理由。
这个意义上,村庄治理研究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研究农民的生存处境及这种处境下的本体价值和生存意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的长项,如何站在农民感受角度理解他们生存体验和对生活价值的判断,如何站在农民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制度尤其是传媒对他们生活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来评判各种现代性制度在增加或减少农民福利方面的作用及起作用的机制,如何从农民本体价值感受的角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⑩。
二是从农民现金收入很少,闲暇时间很多的实际出发,为农民提供各种各样社会性交往的机会,引导农民从社会交往方面,而非仅仅从经济收入方面评判人生价值与意义,从而重建村庄生活的意义。
这方面的研究是社会学的长项。
因为重建村庄生活的意义,就可能使农民因为就业严重不足而122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222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社会学研究多余出来的闲暇时间的机会成本为正,而非目前一些地方农民闲暇的机会成本为负,农民不是仅仅从经济收入,而且从村庄人与人之间交往中获取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