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质和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二、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诱因（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个基本判断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所断言的那样，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

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或说落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诱因可以主要归纳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难以扭转，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还很不强，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

所有这些“阶段性新特征”，都是在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渐加以解决的。

其中，针对投资和消费失衡关系来说，根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按支出法来划分的经济结构比例，资本形成一直占有较大比重，而且这一比例在近些年来有继续增大的趋势；最终消费的比例则整体是下降的（其中城镇居民和政府消费保持了增长或稳定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却出现了快速下降）。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近年来净出口比例是一较大大的正值。

从另一组数据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80年代的65％左右，逐渐下降到2006年之后的不足50％，同期的资本形成率则从30％增长到40％以上。

2000 年以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率一直排在第一位，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提高。

在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 年的3645 亿元增加到2010 年的40 万亿元，保持了年均约10% 的增长速度。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

其突出表现为土地愈加稀缺、能源过度消耗严重、矿产等资源供应约束大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加剧。

（2）贫困阶层扩大影响城市化进程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攀比的过程容易出现快熟城市化的倾向。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不能同时跟进，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而妨碍城市应有功能的发挥，是经济增长失去一个重要的动力。

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远落后于周边一些国家。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

”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痛苦。

目前我们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的1.5亿农民工，很难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

成本包括城市的住房问题、福利问题、家庭小孩教育问题、人情问题等等。

（3）收入分配不合理从世界各国基尼系数调查中可看到4个有趣现象：凡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凡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个别资源型国家不在此列)，基尼系数都较低，且一般不超过0.40；中等收入国家的尼基系数一般都较高，而拉美地区85％的经济体是中等收入国家(在33个经济体中有28个属于中等收入)；拉美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些有趣现象说明，收入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有可能像一个“方形轮子”，走走停停，断断续续。

届时，将有可能导致三种结果，即自由化、专制合作主义或陷入拉美式的混乱与动荡之中。

换言之，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有可能导致社会分化和冲突，进而中断增长，从而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

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

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

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

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4）社保制度滞后，面临“城市化陷阱”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

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显得非常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必将使社保制度的现状显得更为滞后，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预期使人们对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大。

有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

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5）金融体系脆弱，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受到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实体经济。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果，但尽管如此，其结果还是受到国际业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比如，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单项排名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一定问题：2008年排名仅为第109名，2009年跃至第81名，2010年跃升至第57名。

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一方面坚持改革，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度要适当，否则一旦金融体系出现问题，会拖累整个经济实体，影响增长，甚至落入“金融陷阱”。

拉美绝大部分国家之所以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而难以突破递进，除其他原因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对经济增长和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是一个重要原因。

（6）美元的持续贬值对我国储备资产的威胁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外汇储备为8.99万亿美元；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2.8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

由于相当一部分外汇持有美元资产，规模巨大的储备资产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载文指出的，中国积攒了2万亿多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共和国变成了“T —bills共和国”，已经“将其自身推到一个美元陷阱之中，既不可能从中脱身，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改变策略不跳入这个陷阱”；即便不考虑美国国债券收益过低问题，由于以美元标价，一旦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也会遭受巨大损失。

事实上，由于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巨额外债、货币供给急剧增加、巨额赤字等因素，中国储备资产面临着威胁，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已经贬值。

（7）国际舆论过度加大中国的国际责任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御国。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中国投资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民主、人权以及民族等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甚至有人还说“应当除去中国‘发展中’和‘新兴’这样的字眼”。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虽跃至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人均GDP世界排名仅为第100位。

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跨越“转型陷阱”，关键在于主动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

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

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再者，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

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2）跨越“贫困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

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

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3）跨越“拉美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