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6-03-16作者简介:王 辉(1970-),男,湖北郧西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四书》英译(史)。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王 辉(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摘 要:辜鸿铭的儒经英译,打破了由传教士、汉学家垄断中学西渐、制造中国形象的局面,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尤其是文化殖民的初衷与色彩。
本文以《中庸》为例,指出辜氏译经,着眼于儒学的道德诉求,为中国文明争地位;广引西书,以证儒学的普世性;西中格义,方便读者理解;创造性诠释,显现译者关怀。
辜氏译本不斤斤于原作的“特质”,语言流畅优美,与后殖民理论家主张的“异化”、阻抗式翻译大异其趣。
辜氏翻译策略的成功,有助于我们反思、推动方兴未艾的后殖民翻译研究。
关键词:辜鸿铭;中庸;翻译策略;后殖民翻译研究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722X (2007)0120062207A Postcolon i a l Perspecti ve onKu Hung 2M i n g πs Tran sl a ti on of ZhongyongWANG Hui(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Pr ov .,518060,China )Abstract:Ku Hung 2M ing was the first Chinese t o compete with Christian m issi onaries and W estern Sinol ogists in rep resent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thr ough translati on and creative writings .H is Confucian translati ons were motivated by a clear and str ong desire t o say no t o W estern col onialis m in general and intellectual col onialis m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s ome p r om inent features of Ku πs translati on of Zhongyong and analyzes his translati on strategies e mbodied therein,and p r oceeds t o reflect on certain m isconcep ti ons in postcol onial translati on studies .Key words:Ku Hung 2M ing;Zhongyong ;translati on strategies;postcol onial translati on studies 0.引言在发轫于清末,汹涌于民初的现代化浪潮中,辜鸿铭(1857-1928)无疑是一位逆潮流而动的“怪杰”。
他“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在咸与维新的时代,却一头扎进中国旧籍,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充当起风雨飘摇之中的传统文化的辩护士与卫道人。
他对西人西学口诛笔伐,对维新革命冷嘲热讽,在现代性话语主导的历史书写中,落得诸如“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保皇党”“守旧派”之类的恶名。
后殖民话语的兴起,为我们重新审视辜鸿铭提供了新的视域。
在后殖民理论的烛照下,现代性显现出另一面向,它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利器,是输出文明,消灭异己的工具。
诚然,如果我们暂时放下早已现代化的思维方式,试图从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视角考察百余年前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我们对辜鸿铭孤独的文化事业就会多一份同情与敬意。
辜鸿铭的文化抗争主要见于其中英文著述和儒经英译。
考察辜氏在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高峰时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对于方兴未艾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或许会有所启发。
后殖民论述独具慧眼,看出翻译活动在西方宰制东方、输出文明中的独特作用,视之为“殖民主义的工具”;当然,翻译也可以发挥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弘扬民族传统的正面作用,充当“反击、消解殖民主义的工具”。
(Robins on,1997:31)但无论将翻译看作殖民工具还是解殖手段,都涉及到具体的策略问题,需要以具体的译例,说明翻译是如何充当了这样那样的工具。
恰恰在这一关键论证上,后殖民理论家大都虚晃一枪,语焉不详。
比如第30卷 第1期2007年1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P 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0 No .1Jan .2007N iranjana(1992)在译者的著述或译作的副文本(前言、注释等)层面上大做文章,于翻译本身却极少涉及;①Venuti(1995)和N iranjana(1992)甚至简单地将归化、异化分别等同于殖民和解殖的翻译策略。
这些倾向受到Peter Fa wcett(1998:106)和Douglas Robins on(1997:108-113)的质疑与批评,削弱了后殖民翻译论述的说服力。
后殖民翻译研究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正视具体译作的文本研究。
辜鸿铭先后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3部:《论语》、《中庸》和《大学》。
②其中以《中庸》译本最为流行,先后收入“东方智慧丛书”,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和《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均列入“世界名著文库”),以及台湾中国文化复兴委员会编选的《英译四书》。
③1908年的伦敦单行本,到1928年就已经4次重印。
译本的风行,使辜鸿铭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
(Maugha m, 1922;转引自L iu,1999:161)本文对辜氏翻译策略之探讨,即以《中庸》为主,旁及其他译本。
1.翻译目的与动机辜氏翻译儒经的首要目的,是要让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文明,改变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进而转变对华政策。
他在《论语》译序的结尾写道: 我们希望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抽出时间来读一下我们的译本,借此检讨一下他们对中国人的成见,改正这些先入之见,修正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态度,进而改善两国关系。
(Ku,1898:ix,x)时隔8年,辜氏在《中庸》译序的结尾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民,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庶几未为白费。
(Ku,1906:xi,xii)辜氏以为,西人之所以敢于傲视中华,是因为他们只认器物财富,依仗声光化电、坚船利炮,自以为文明进步,视中国为愚昧落后。
在《中庸》译序中,辜氏反复申说,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因为它以道德为基础,中国的秩序是永恒的秩序,因为它用道德来维系。
他提醒西方人: 如果评判文明的标准是能否让富人们尽情享乐,那中国文明无疑是失败的。
但如果以一个民族是否有强大而有约束力的道德责任感来评价其文明,则我可以证明,中国文明即便在今日也没有失败,恰恰相反,它非常成功。
……观察中国,你必须看它的本质,它的道德,而不是纠缠于它有没有电灯。
(Ku,1906:vii-ix)辜氏翻译儒经,就是要展示中国文明的道德根基,说明它是优于物质文明的真文明,值得西方尊敬与学习。
然而,儒经的西译,早已有耶稣会士开其端,新教传教士承其绪,汉学家理雅各(Ja mes Legge, 1815-1897)集大成,又何须辜氏劳动大驾?原来,辜氏对欧洲汉学相当失望。
早在1883年,他就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用英文评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 p),抨击汉学家浅薄鄙陋却又妄自尊大;汉学研究支离零碎,毫无整体观念;译者选材缺乏眼光,却对中国的文史哲传统大放厥词。
(Ku,1998:111-125)辜氏对欧洲汉学的酷评,堪称“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先声。
对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辜氏也是多有微词。
在他看来,理氏译本从风格到内容均不足观:术语翻译生硬粗糙,不足达意,甚至还不地道;更糟糕的是,“无论注释还是绪论中,理雅各博士均无片语只言显示他对孔子学说有整体的、哲学的理解”(Ku,1898:116)。
其《论语》译序开篇就攻击理氏“缺乏文学训练,全无判断力和文学感”,“心灵极度僵化狭隘”,对理氏译本能否传递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深表忧虑: 一个敏锐好学、具有哲学、文学眼光的人,倘若认真研读理雅各博士卷帙浩繁的《中国经典》译本,无疑会对其中的道德文化,也即中国人的文明有所洞察。
但就普通的英语读者而言,我们只能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所译中国经书中展示的中国人之知识与道德面貌,其陌生与怪诞,不亚于一般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衣着与外貌。
(Ku,1898:vii-viii) 辜氏在民族文化的危急存亡之秋重译儒经,念兹在兹的是向西方宣示中国文明的道德性。
他要借助翻译,改变被汉学家歪曲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形象,抵制欧美列强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思想殖民(intellectual col onizati on)。
其动机与用心正是反对殖民主义的。
2.翻译策略辜氏既然认定理雅各的汉学翻译展示的中国形・36・ 第1期王 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象怪诞不经,他采取了哪些策略来树立中国文明的正面形象,促使西人改变对华态度乃至政策呢?笔者以为,辜氏的翻译策略,体现在其译本的基本特色之中。
现以《中庸》为例,举其大端如下。
211凸现儒学的道德诉求,显示中国文明是道德文明辜氏突出儒家思想的道德主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在前言、注释和附录中现身说法,反复强调;二是在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别出心裁,百虑一致。
前一点不需多说,这里分析第二点。
儒经翻译,难在术语传译。
核心概念有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作用,翻译得当,则纲举目张,儒学的堂奥不难窥见。
译者对儒学是否有整体的理解,于此也可以看出。
为便于理解,我们先借助《中庸》的核心概念对该书思想做一极简约的介绍。
《中庸》受到宋儒的表彰而位列四书,是因为它为孔孟的道德学说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
《中庸》认为:人的德性是上天赋予,本自圆成的。
人只要自觉其本性,率性而为,就是行道。
教育的作用是修明人道,使人不违失本性。
为人处世,循道而行者为君子,克尽本性者为圣人。
圣人得天行道,参与宇宙造化,与天地并立为三。
至于篇名“中庸”,在孔子那里指的是“中道”“执两用中”“无过与不及”,但在子思这里,“中庸”被赋予形而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