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及其启示［摘要］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本土化职业教育理论。
这主要体现在对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职业教育目标的确立、职业学校办学模式的设计、教育对象的选择、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间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和职业界的联系等方面。
它确立了“大职教观”，理顺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加大了国家举办弱势群体职业教育的力度，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积极促进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形成了职业学校办学模式以及职业教育功能的多元化。
［关键词］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近现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卓越的教育理论家和勇敢的教育实践家。
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尤其是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产生的动因分析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在政治上，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经济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由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向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的近代经济转变的时期。
按照经济史的划分，黄炎培主要处于中国近代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工矿交通业、服务业等民族工商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技术含量的变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大批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训练的专业人才和一定数量的管理人才。
而在现实中，一方面，大批的学校毕业生苦于所学非用，“毕业即失业”；另一方面，经济生产领域又苦叹人才奇缺，不得不用高薪去聘请洋人。
基于这种情况，当时一位民族资本家说：“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方忧虑需要人才之无多”“吾国各业之不振，皆由于缺乏适用人才，并缺少独树一帜之人才耳。
”这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基础。
黄炎培在论及自己倡导职业教育的原因时就说：“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百业之不改良为又一刺激，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为又一大刺激。
”从黄炎培早期的从教经历来看，1913年到1917年期间，是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初步确立的重要时期。
在这期间，在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他秉持着“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通过推行职业教育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受到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1913年8月，他发表了《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倡导教育与生活和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教育。
实用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得以形成的背景。
1914年3月，他考察了皖、赣、浙、鲁、冀五省的88所学校。
通过这次考察，他亲眼目睹了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种种现象，更坚定了教育改革的决心。
他指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
”因此，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就成了他从事职业教育的毕生追求，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根本原则。
1915年4月，他随中国农商部组织的游美实业考察团，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细致地考察了美国52所学校。
在见证了美国职业教育的成绩之后，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回念吾国……不能不认识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
”回国之后，黄炎培就奔走呼告，为中国推行职业教育制造舆论，并于1916年在江苏省教育会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
1917年1月至3月，他与郭秉文等人赴日本、菲律宾各地考察教育。
他认识到职业教育不仅盛行欧洲，渐推美国，而且施及东方，同时还认识到职业教育对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深感“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
这次考察归国之后，他更加决意倡导职业教育，并加紧筹备、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此后几十年间，他就一直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舞台，开展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
在1918年到1926年间，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帝国主义又卷土重来，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民族工商业凋敝，民不聊生，所有这些残酷的现实使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促使他最终确立了“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
他意识到：“在腐败政治底下，地方水利没有办好，忽而水，忽而旱，农业是不会好的。
农工业是不会好的；在外人强力压迫底下，关税丧失主权，国货输出种种受亏，外货输入种种受益，工业是不会好的。
农工业不会好，农工业不会好，农工业教育哪里会发达呢？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尤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都会好。
反之，什么事业都不会好。
”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和广大的民众而成为“象牙之塔”，要让社会和广大民众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
于是，1926年，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开始对以往八九年来的职业教育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要发展职业教育，就必须确立新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这就是“大职业教育主义”。
二、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内涵黄炎培把“大职业教育主义”当做职业教育的方针，视其为指导职业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纲领。
然而，要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基本精神加以深入领会和理解，就必须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基本内涵做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
在对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理解上，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坚持广义的职业教育观。
1917年，他指出，“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
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
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
惟实业教育，兼含研究学说之意味。
而职业教育，则专重实用，纯为生活起见。
”1917年，在回答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区别何在这一问题时，他说：“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谋生者皆是。
”他明确地指出：“不要说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等都是广义的职业教育，就是大学、中学、小学和职业教育何尝没有一部分关系？”在职业教育的目标确定上，他提出要“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使学生不仅获得一技之长，更要着眼于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1917年，在谈到职业教育宗旨时，他说：“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
”“职业教育目的（民国六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年公订）：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1919年，他批判了职业教育仅仅着眼于技能培养的弊端，指出：“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一些儿没有自动的习惯和共同生活的修养。
这种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决不能造成良善的公民。
”1922年，他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一文中指出：“吾人更愿郑重声明职业教育之宗旨曰：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唯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
”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在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上，他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加强和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联系，彼此融通，重视在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中开展职业教育，为学生踏入社会做好准备。
“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在具体举措上，他认为必须考虑到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而开展职业教育。
为此，1922年，他在《民国十一年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小学课程，得于较高年级，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初级中学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职业学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实际需要情形定之”，“大学及专门学校得附设专修课。
凡志愿修习某种职业而有相当程度者入之”。
1925年，他明确提出了小学生也要加强职业陶冶，指出：“职业训练，职业学校所有事也。
职业陶冶则非仅职业学校所有事，而一般小学校所有事也。
”在职业教育与社会以及职业界的关系上，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考虑社会，特别是职业界的需要，关注广大民众的需求。
“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在如何才能办好职业学校的问题上，他认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
”他还认为，除了办好内部工作之外，“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情，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
他反复告诫人们，“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所以，职业教育，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
这是他“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出发点，也是他“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落脚点。
为此，他多次撰文对此进行呼吁。
他认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
”他批判了职业教育与农、工、商实业联系不紧密的现象，认为“从前职业教育，仅视为教育方面所有事”。
基于此，从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来说，他认为，“职业学校的基础，是构筑于社会的需要上”，认为职业教育“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
在职业学校办学模式上，基于其与社会以及与职业界加强联系的考虑，他认为职业教育专业的设置、课程教材的开发、教学的设计以及师资聘任等都要考虑职业界的需要，要和职业界加强联系；同时，职业界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指出：“设什么科，要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
”他主张产业界和学校要共同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责任，职业教育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培养职业界适用的人才。
1917年，他指出，“盖学校不与社会联络，微特职业学校必无良好之成绩”，“故此责不唯教育界负之，当与职业界共负之耳”。
他还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产学联合体、实行联合办学的可贵见解，认为和职业界加强联系还可以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
“把教育和实业联为一体，一方安插人才，解决生计；一方即是开发地方产业”。
他认为应该根据学校特点，开办校办工厂或农场，并依托这些设施举办工业或农业教育。
1923年，他还指出：“要办职业学校，当先办工场；欲办工校，这话很是”“工场的组织，当用社会的成法”。
在教育对象上，他认为职业教育要面向全部社会职业，着眼于广大社会下层群众，除了举办各种正规的职业学校，还要举办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包括各种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
针对形势发展的要求，在不同的时期，他分别强调了要适时举办面向不同人群的职业教育。
1922年，他还考虑到，一旦社会稳定之后，将有大批裁撤下来的士兵，因此，要对这些人也开展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