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宋海月整理）
陈丹青，中国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人物生平】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知青画家”。

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1980年以《西藏组画》轰动中外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

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2年辞职移居美国。

2000年回国并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因对教育制度的教条、刻板难以认同，陈丹青愤然辞职。

再次轰动社会，并引起极大关注。

绘画之余，出版文学著作十余部。

无论画风与文风，都具有一种优雅而朴素；睿智而率真的气质，洋溢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主要事件】
「临摹扑克」
陈丹青在上海的石库门弄堂里长大，自幼喜欢画画。

“从小就想当个画家，闷着想，但很明确。

”陈丹青说，“我的父亲陈兆炽，是第一位引导我热爱文学、热爱艺术，教我文艺理论，最初给予我文艺立场的老师。

”
4岁那年，因父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

没有画册临摹，他就到公园、马路上去画画。

他有一回临摹捡到的扑克牌的背面——侨居意大利的俄国画家的杰作《意大利姑娘》，画得栩栩如生。

「初学油画」
14岁那年，陈丹青开始跟着学校的美术老师到处去画毛主席像。

登上脚手架，在好几米的铁皮或墙面上画，两年画了120多张毛主席像。

他白天画像，夜晚临摹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素描。

可以说，陈丹青日后画技的长进与少年时期的浓厚兴趣、大量练习是密不可分的。

「上山下乡」
从1970年到1978年的农村插队落户期间，在极其恶劣的生活、劳动中，他一直坚持自习绘画。

“下地插秧，苦透了。

一边插，一边手指缝渗血，山里的地，是沙地。

伸到水田里晃晃，血迹淡了，继续插秧。

可是插秧回来，蚊帐里举一本“普希金”看看，巨大的快乐。

”20岁那年，被调到江西出版社参加连环画学习班。

「西藏组画」
陈丹青于1979至1980年间完成于拉萨的作品，共七幅。

他放弃了当时流行的强调主题性思想性的做法，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了藏民的日常生活片段。

《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与发轫，是对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政治主题性创作模式的颠覆。

在特殊的历史时代，难能可贵地首次公然摒弃主题性的虚假喧嚣，还原于艺术的真诚，将视野专注于身边、非英雄、非主题的生活真实。

蕴含了一种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进一步思考与呼唤。

《西藏组画》将西藏题材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其笔下的藏民不再是载歌载舞的宣传符号，而是一种深沉、厚重的文化的载体，加之陈丹青所尝试的一种相当纯正的油画语言，他打破了在人们头脑中成为定势的苏联式的绘画安排。

其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交替时期写实主义思潮的发端与代表，启示了表达我们民族的更为内在和探索精神空间的一代画风，影响深远，为其后国内“85新潮”及现代艺术运动埋下了伏笔。

「辞职清华」
2000年回国后，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年5月，报考清华美院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有5名入围，但最后因外语而全部落榜。

2001年，美院首次接受硕士生报考，却没有一个人通过英语和政治的两科考试。

因此，陈丹青曾长达3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2002年的硕士考生中，一位绘画成绩位居第一，却因英语和政治各差一分落榜。

陈丹青向学院通融未果。

此后一年，这名考生在北京租房，专攻外语和政治，翌年再考，还是专业第一，政治过关了，但外语仍未及格，依然被拒之门外。

陈丹青说：“我不想怂恿她考第三次，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这样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

”而这名考生却已在英国读硕士。

说起招生制度，陈丹青愤慨不已：“专业前3名的永远考不进来，由于外语达不到那个分数，因此他们的画形同废纸。

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

”而就在1978年，陈丹青自己曾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

陈丹青不认同现行考试制度，不认同教学大纲，不认同排课方式，不认同艺术学生的品质以“课时”与“学分”算计。

他认为人文艺术教育不应该以英语和政治考试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

他也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结果”。

2004年末，陈丹青愤然辞职，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厉声讨伐。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陈丹青在与现行制度不相适应时，他没有选择委曲求全，他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自己——真实，为此不惜公然站出来充当反对体制的先行者。

【作品节选】
我所爱的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有时早上出去，看到农村的胖大嫂坐在板车的一大堆菜上意气风发地做生意，我心里就很高兴;她想着今天的菜会卖光，心里也高兴。

看到民工偷闲打闹，我也感动极了，他们个个天性淳良。

有人问，你就不希望过点高尚的生活？我不敢说。

我不知道中国的哪个群体过着“高尚的生活”，居然风光无限。

从前，士绅有士绅的生活方式，农民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戏子有戏子的生活方式，乱党有乱党的生活方式，强盗有强盗的生活方式，政客有政客的生活方式。

这些生活方式非常具体，从穿着到谈吐，再到举止;交往中发生问题，怎么吵架，怎么劝解，怎么推脱，怎么对簿公堂，怎么办事，怎么不办事，都有一套规矩，有声有色，外人一看就明白了。

我平时不喜欢聚会，在国外的时候就不喜欢，一到聚会上我就后悔，聚会上的事情我永远记不住。

聚会是外来的，在中国有堂会、雅社，同人聚在一起说说话、喝喝茶，很斯文，比聚会有意思得多。

我小时候看革命文艺家聚会，气氛很好，几个人之间热乎乎的，每个人都有教养、有自己的性情。

齐白石在湖南结交了一班乡绅办诗社，他们会定期见面，看看画，交换诗作。

我插队时，乡县也有个别文人偷偷来往，吃点花生，谈谈诗书，斯文极了。

聚会是考验语言、风度、教养、性情的，你得会说话、会倾听。

现在一些豪华的聚会，有衣帽间，有侍者，有音乐，有美酒，全都对了，只是聚会的人不太对，要么不知道怎么办，要么太拘谨，要么太随便。

谈话的艺术呢？倾听的艺术呢？教养和天性呢？聚会其实就是扎堆聊天，就是表达简单的欲望——虚荣欲，沟通欲。

【语录】
「艺术」
•艺术家是最狂的，最自得其乐的一种动物。

•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

•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

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偏爱、未知、骚动、半自觉、半生不熟，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

•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

“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社会」
•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时，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

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

•真正介入社会，无孔不入的人，是商家与政客，数钱，弄权，社会的所有缝隙早被他们占有了。

「教育」
•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

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

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

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

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

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

于是一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

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