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两次转型的基本结论中国经济两次转型的基本结论张建君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创造了两个经济奇迹。

一是从1952-1969年快速建立了国民经济工业体系，实现了国家从农业国家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原子弹成功试爆、卫星上天，确立了中国成为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一切方面独立自主发展的大国国际地位，创造了快速工业化发展的奇迹；二是从1978到现在快速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由落后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成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创造了快速现代化发展的奇迹。

从1952-2008年中国GDP保持了8.1%的增长率，这56年的经济高速成长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成功的；1952年我国GDP 总量只有679亿元，2008年实际超过了77倍，这既有新中国经济建设所奠定的坚实经济基础，更是中国转型经济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转型的奇迹，在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称赞。

从改革缘起的经济增长主题，到改革探索和体制突破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及不断的改革深化，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改革道路，成为转型经济的中国模式，成就了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中国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整数关口，意味着已经有三代人与改革同呼吸、共命运。

改革还待大发展，但必要的检点，是更好发展的起点。

为此，有必要对30年的经济转型加以简要的总结。

改革30年，中国不但初步完成了经济转型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国奇迹；而且中国经济转型的经济成就令世界注目。

改革转型30年，既要体制改革又要经济增长，按照热若尔·罗兰的话来说：“这一困难可以与飞机飞行中拆换发动机相比”。

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保持在9.8%以上的水平。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8年中国人均GDP再创3000美元的大关；中国人均GDP进入了快速翻倍增长的发展时期。

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不足3000万，有效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这就使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区别于其他转型国家“转型衰退”的特点，而且带有十分典型的福利增进的转型特征，使得改革的成果较为普遍的造福于中国人民。

通过对中国模式的转型过程的描述及主要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反映中国经济转型道路逻辑经验和模式特征的基本结论。

一、转型要破除模式崇拜和理论教条中国的两次转型，虽然创造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奇迹。

但两次转型，形成了两种教条，出现了两种模式崇拜，值得警惕。

一种模式崇拜是苏联模式，把苏联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道路，任何改革和偏离都是修正主义或者离经叛道，使得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尽管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以苏为戒”，但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仍然未能在中国幸免。

同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极左社会氛围中出现了教条化的发展趋势。

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社会氛围和思想意识形态陷于僵化。

最终不得不通过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才启动了中国的改革新征程。

另一种模式崇拜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看作是最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按图索骥试图进行制度移植，形成了许多改革矛盾、甚至改革危机，若非苏、东转型教训、拉美模式警示，则中国几乎很难独善其身。

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新的理论教条，这种和中国现实格格不入的理论教条，在许多改革领域的实践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了激烈的改革争论和严重的民生问题。

不同国家转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转型作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必须破除不恰当的模式崇拜和理论教条，有借鉴而不是照搬、有创新而不是移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教条，更是一个美丽的转型陷阱，欧美市场经济的发达模式是其国家生产力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果，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架构也经过了各种力量长期的博弈，转型国家不可能成功拷贝这些因素，必须注重政治、经济改革的本土化经验和历史因素，体现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和制度框架的稳定性。

二、转型目标要反映制度要求和民族特点转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延续过程，是更新而不是割断历史联系的凭空创造过程。

因此，经济转型的目标体系要反映社会制度的基本要求，也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特点，要体现历史逻辑合理演进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就有效兼容了市场力量的自发演进和政府主导转型的改革意图。

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市场化主体的独立化存在是经济体制变迁中的自我发动力量，不能采取先入为主的制度理念，更不能拷贝其他国家的经济模式。

这种力量的形成，首先是与制度变迁的市场经济本性和内容相吻合的产权主体的界定和独立化运营；其次，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是培育这种力量的初始推动力；最后，这一力量产生作用的基础具有民族特点，即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和政府权威传统的结合。

中华民族和西方社会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西方社会奉行个人主义和反政府主义传统，而中国社会则具有高度的政府权威主义传统，容易形成有效的引导和互动，传统社会框架的主要特点是集体主义的伦理观念。

在转型过程中，这种独立化的利益主体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能够自主创新制度，并成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允许市场力量的自发探索是经济转型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而使转型的目标模式既具有社会制度的一般要求，又兼顾了民族经济力量演进的自身特征。

三、转型过程要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改革趋向是政府在体制变迁中的主要功能，也是利益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根本保障。

我国制度变迁中政府正是充分地发挥了这一作用，很好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的问题，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渐次引导到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才能克服数次经济社会的波动、甚至危机，保证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推动这一制度变迁最强大的力量是市场化主体身份的界定，这种市场利益主体的培育和形成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力量，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有效地主导这一转型过程。

这样，转型就具有本土化制度创新的可能，也增强了政府对转型过程的控制能力，使得市场力量和政府目标实现了有机的融和。

例如，及时地肯定和确认产权主体，顺利地促进其向新体制的市场化利益主体转变，可以说我国政府在这一制度变迁中作用的发挥是恰当的。

政府在体制变迁中的这一绩效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费用。

实际证明，转型国家必须强化政府在其中的主导性作用；在加强经济领域权力市场化改革有序进行的同时，强化政府对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控制和引导能力。

四、转型要注重改革的阶段性推进和调整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逐步确立转型经济的阶段性目标，深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认识是个非常成功的转型经验。

中国经济转型就采取了典型的阶段推进战略，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确立阶段性的转型目标以及服务于这个目标的配套改革措施；伴随阶段的转换，形成新的转型目标并在配套改革方案中确立新的改革重点，从而使改革沿着阶段性转换的道路不断深化。

这种阶段性转换的转型方式在每个阶段对经济体制的改革都采取了重点突出和比较完整系统的措施。

对此，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国经验对俄罗斯而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综合的完整的态度，在国家的控制下，不是采取‘休克疗法’，而是逐步地从行政命令式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直接以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为蓝本进行转轨的策略，可谓走了一条样板移植、理性建构主义的转轨道路，结果付出了巨大的转轨成本；而中国走了一条局部实验、阶段性推进的改革道路，不但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转轨，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成长。

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虽然有其通行的经济法则，但并不存在通行的模式，经济转轨需要正确的改革次序和恰当的阶段性战略。

必须承认，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机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和发展阶段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而人类的知识和信息总是有限的，人类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认识很难超越其经济发达的程度。

因此，一方面要善于把握市场经济体制的层次性特点，确立恰当的改革次序；另一方面，市场制度只能通过摸索、实践和适应性的制度创新保持阶段性推进并不断调整的改革战略，而不可能进行一步到位的制度移植。

外部经济环境的培育和形成，是市场化利益主体推动制度变迁和体制创新的调谐器。

阶段性转型的渐进过程，形成了体制创新主体的利益要求和体制变迁市场化力量的形成逐步改革外部的经济环境，使其能在成本最小的情况下自主发展。

同时，逐步确立转型经济的阶段性目标，就能够建立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和利益主体权益保障的法律、规则、机构和组织的建立健全。

注重改革的阶段性推进和调整，可以根据利益主体和体制内在动力形成渐进推进经济转型进程；任何一方的超前或者滞后都会产生弊端，二者及时一致，市场化利益主体的制度创新才会和制度内生动力相融合而成为强有力的创新者。

五、体制转型与国民经济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转型主题体制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体制转型要在经济发展中检验制度创新的实际效果，制度创新不是摆设，更不是宗教，制度创新要禁得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检验。

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改革发展的首位，不但通过明确的国家政策规定人均GDP的增长战略，而且对GDP的增长速度有明确的计划要求；在实践的经济发展中，又通过一系列的发展战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在经济增长中始终关注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些都是成功的经济转型所不可或缺的内容。

美国社会学家伯拉沃依（Michael Burawoy）对俄罗斯的转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俄国经济非但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本质上看俄国经济所经历的实际上是一种“内卷化”的向下走的过程（an involutionary degeneration）。

即“私有化”的改革完全摧垮了旧的生产机制与组织，却根本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新的机制与组织，因而造成了俄国经济的大衰退。

在企业组织的创新方面，俄罗斯虽然照抄了西方国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许多法律，如《私有化法》、《公司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但却无法有效地实施这些法律。

私有化的过程，人们重视的只是企业作为社会资源占有者的身份，而企业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的本质被忽略；对企业而言，改革只是社会资源占有者身份的改变过程，甚至与企业的生产效率、组织创新无关。

比较遗憾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中，国企始终未能以独立利益主体的身份参与其中，其结果是被排出局外。

正如杨瑞龙指出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中有行政性放权与经济性放权之分。

在市场体制利益主体的发育过程中，农民、个体、私营、三资企业所享有的恰好是经济性放权，从而使其迅速成为自主市场主体，而国企享有的是行政性放权，恰恰无法使其作为自主的市场化利益主体参与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