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课程考试试卷封面教师姓名：日期：浅析法家“法治”思想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摘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笔极为宝贵的丰富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

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效仿。

本文主要从法家的法治思想进行阐述：首先对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发展作以介绍，尽可能客观地展示法家思想的本来面貌，而不是按本人的思想去任意诠释。

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法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出发，探索法家“法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法制的渊源传承，结合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深入阐述法家“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法家；法家思想；法治；价值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剧烈动荡和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急剧转型，经济急速发展与变革，传统价值信仰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并愈演愈烈，天下割据，时局动荡。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蜂起；战国时期更形成了齐、楚、燕、赵、韩、魏、秦并立的“战国七雄”局面。

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大夫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的政治关系矛盾1。

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竞争序幕由此展开：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极力主张‘为国以礼’，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理论。

即通过‘礼治’、‘德治’、‘人治’来恢复旧的统治秩序。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则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坚持‘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别相恶、交相贼’，以期建立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

以老子和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道’作为其思想的主旨，主张‘绝圣弃智’、‘清虚自守’的‘无为而治’；反对礼义，否定忠孝，抨击法令，排斥兼爱，诅咒战争，向往‘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2”1马志冰：《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于此之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对于这种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的思考，由此而产生了对法的深刻认识，形成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事实证明，法家的“法治”思想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也对后世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价值。

一、法家“法治”思想体系法家“法治”的语义表述：“以法治国”1、“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2、“事断于法”3；“以法为本”4。

认为法律是公平、公开、客观的标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统治者治国也必须将法律作为基本依据和方法，要求统治者必须根据“人情”5，“法与时移”6地制定出成文法律并予以公布；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7，统治者治国也必须做到“一断于法”8；主张实行“法治”必须做到“刑无等级”9、“信赏必罚”10，“严刑重罚”11，以达到“重刑止奸”12、“以刑去刑”13之目的；法家所设计地“法治”以治国平天下为政治目的，任法用术为政治之运用，以威势为政治之手段，是“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地模式；法家“法治”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具有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显特征。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韩非认为，法、势、术都是治国的工具，并着重围绕“以法为本”，从“法”与“势”的结合、“法”与“术”的结合角度进行论述使法家的“法治”理论系统话。

“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利，“术”专指君主制御官吏的权术，是君王掌握政权、贯彻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地理论，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离开的工具。

没有权势，就无法推行法、术；没有权术，虽有政权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没有法令，便无从督察管理和制裁。

1《管子·明法》2《商君书·君臣》3《慎子·君人》4《韩非子·饰邪》5《商君书·错法》6《韩非子·心度》7《管子·法法》8《史记·太史公自序》9《商君书·赏刑》10《韩非子·六反》11《韩非子·奸劫弑臣》12《韩非子·六反》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存“势”、“术”。

（一）“以法为本”“以法为本”就是要将法作为治国的根本。

韩非认为，法之所以能成为治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

同时，法律也与君主的地位密切相关，君主奉行法治，就会有至尊的地位，相反至尊的地位就会失落。

韩非言“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2”。

第一，“以法为本”的前提条件是有法可依。

归纳起来韩非的立法原则有：法令要适应时势和人性；法令要简明知易并公之于众；法律在制定、公布时必须统一、完善3。

第二，“以法为本”的关键是在于确立法的权威。

韩非在《六反》、《八说》中对儒家赞赏的道德君子及一切有违于法的言行进行批判，韩非认为只有人们的道德观念只有与国家的法令相一致时，才具有价值。

韩非主张“明法”。

他说:“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输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次之谓明法4”。

所谓“明法”法”就是把法律变成判断人们言论行动是非功过并刑赏施罚得唯一准则。

并且他坚决主张用法律去统一社会舆论、道德。

他说:“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

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

赏誉同轨，非诛俱行。

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5”。

首先，法律条文必须“明白易知”。

韩非提出了易见、易知、易为“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

贤明的君主所设的标记容易看得懂，所以他的约法可以成立；他所设的教示容易知晓，所以他的话有作用；他定的法制容易实践，所以号令通行。

此三者确立了，在上位的没有私心，那么在下的群臣可以照着法令去治理百姓。

“这好比行人看了标记就知道上下进退；木匠跟着绳子量直的黑线动刀砍，裁缝师照着剪裁好的衣样动手缝。

这样，在上位的不致不按法令，私自行罚；在下位的小吏1《韩非子·有度》2《韩非子·饰邪》3《韩非子·五不知道》4《韩非子·南面》依法办事，也不致因为愚拙而受到诛杀1”。

做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

韩非子还说：“法莫如显”。

法最好是越显著明白越好，百姓才好奉行。

而要真正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2”法的内容，也要求法律明白易懂。

这样才能做到全民皆知，连一般百姓也能了解。

其次，法定界限必须明确、具体。

成文公布的法令，为了避免模棱两可，使百姓钻营漏洞，心存侥幸，失去制定法令的用意，所以必须要明确、具体。

有关何种状况，将如何断决，必须记载清楚，有关的事例，应该列举出来。

这样百姓有所遵循，官吏执掌法令约束人民，维护治安，也就容易了。

韩非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明主使其群臣，不游于法之外，不惠于法之内，动勿非法”“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治国之道废也”。

（二）“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际上，我们以“治”为视角从治国实践来看，法、术、势是先秦法家思想不可分割、不能随意撤分的三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之说，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在实际治理国家的方略中，还须把三者结合使用。

韩非明确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

在阐述“法”与“术”、“法”与“势”关系的同时，将“法”置于“术”、“势”之上。

“抱法处势则治”。

君主如果无“势”，既不能发号施令，又不能行赏施罚，根本谈不上法治，他主张法、势结合，法不能离开势，势也不能离开法，有势无法，不可能是法治，只能是人治。

因此，必须“抱法处势”。

他还强调“势”必须由君主“独擅4”，“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5”。

君主能运用威势去行法用术，有周妥完备的法令，让臣子不不能不听令做事，奉公守法的有赏得利，拘私违法的有罚受害，国君只要掌握威势，臣子都依法行事，百姓都是他的耳目。

所以君主尽管不出深宫，而天下臣民的善恶正邪，他都能了如指掌，这是任势的效果。

所以，善于用势的，国家就安定；不懂得依凭威势的，国家就危险。

此外，韩非基于人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把君臣之间看成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关系6；而臣又是君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君主治民的重要工具，其地位和作用都非常重要，所以他又主张“明1张素贞：《国家的秩序——韩非子》，海南出版社，1998年10版，第108-109页。

2《韩非子·难三》3《韩非子·难势》4《韩非子·主道》5《韩非子·二柄》主治吏不治民”。

因此，为了巩固君权，贯彻法令和加强吏治都需要“术”。

韩非关于法、势、术三者结合的思想势“法治”思想的最后归宿，标志着法家“法治”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

目的在于论证新兴地主阶级要想实现自己得统治，就必须建立起统一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

总的来说，法家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以顺应时势、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以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的势为目标；势和术的运用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而法和术相结合共同增强势即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和王权统治。

必须指出的是，强化王权统治在韩非的时代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一）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面临的困境1.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普遍一个国家即使制定出了最完备的法律体系也不过是绘制了一幅法治国家的蓝图而己，没有严格的执法或者有法不依，再完善的法律都将形同虚设，不过是废纸一张。

当前，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有三个方面：第一，重立法、轻执法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一现象，无论是在我国立法机关、执法机关还是法学理论界都普遍存在，大家往往注重于每年颁布了多少法律法规，而不太注重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第二，行政执法重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比较普遍。

一些行政职能部门和地方政策为了本部门与本地区的局部利益置法律于不顾，知法犯法，以行政手段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封锁，如滥发采矿许可证，支持掠夺性开采资源；滥发排污许可证，庇护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对本地企业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行为熟视无睹，甚至暗中包庇。

第三，滥施行政处罚，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现象比较普遍。

由于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受权大于法、官大于法的特权思想的影响，轻视法律，甚至带头破坏法律，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司法，如超越行政权力，设立没有法律依据的义务，乱收费、乱罚款、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消极不作为等。

执法者，特别是作为机构最多、人数最众、权力最大、与公众关系最密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行政机关，他们的违法行为不仅使法律得不到良好的实施，而且严重地伤害了公民对法治的信心，可以说，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