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法家思想总结篇一：浅谈法家思想浅谈法家思想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

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

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

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

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

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

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

一法律万能主义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

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证。

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

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

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

二、法律专制主义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比起“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其进步性。

但是它却把君王给漏掉了，如果君王犯法，怎么办？没法办。

法家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只是君王用于统治的工具。

三、极权主义诸子百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法家也不例外。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法家认为是农战。

然而，法家实行法治的基础是人性好利恶害，而“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

那么如何驱民耕战呢？法家认为，必须“强国弱民”，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己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能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利益，这体现了法家的极权主义。

法家的法治下，富的只是国，不是家，强的也只是兵，而不是民。

这也是与我们以人为本的思想相抵触的。

法家的富国强兵只是满足了统治者的个人私欲，并没有带给人民以真正的富强。

四、重刑主义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

在法家看来，之所以“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是因为“刑重而必得，故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因此，在实践上，法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有酷吏的评价。

“刑用于将过”则是重刑主义的极端表现，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然而，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不应定罪处罚。

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

这是极不符合法理的，而且，这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总而言之，法家的法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是不同的，法家的法治是建立在君主专制与个人独裁的基础上的，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

固然，法家的法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借鉴之处。

如上所述的历史进化观等。

然而，法家代表的是地主阶级，法家的法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贯彻的是地主阶级的意志。

而社会主义法治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中也包括被地主所压迫的农民。

此二者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我们在借鉴法家的法治思想时万不可忽视这一点。

法家思想主张“不法古，不循今”，核心精神是务实为主，锐意进取。

用现代社会的观点去抨击2000多年前的法家著作是不可取的。

学习法家只要明白法家主张即可。

否则就和儒家抱残守缺没有区别了。

站在历史的观望台上，纵观法家思想，感叹圣人的伟大，同时也反思当今，我们也需要变革，创新，不断适应当今的时代主题，创造和谐美好的社会。

篇二：法家思想的意义法家思想的历史意义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

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

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

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

法家认为：“法生于君”。

[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

”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

“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

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

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

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

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

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

”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

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

”[12]。

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

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

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

”（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

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

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

[13]。

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

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

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

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

故善治者塞民以法。

”[14]“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

法胜民，兵强。

”[15]。

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

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

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

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