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卢梭的三种自然状态与两种社会契约作者：杨健潇来源：《求是学刊》2014年第04期摘要：卢梭分别在逻辑意义、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上提出了自然状态理论。

逻辑意义的自然状态是论证契约社会正当性的理论前提；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构成了批判一切现存政治制度的经验性基础；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既为推翻阶级压迫的暴力革命进行辩护，也为实现理想的契约社会提供了实践路径。

与此相关，在卢梭的理论中存在两条达到社会契约的路径。

关键词：卢梭；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哲学作者简介：杨健潇，男，法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师，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34-06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政治哲学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是独树一帜的，但其理论的独特性也给人们带来了理解上的困扰，尤其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与《社会契约论》两部著作中所表达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观念更具典型性。

在卢梭政治哲学的解释者所面临的诸多困惑中，卢梭政治理论逻辑的一致性问题是其中的关键。

卢梭强调在他不同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体现出一种融贯性，例如，他坚持认为，其所有著作中都有“一大原则”显而易见[1]（P2），并且“《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2]（P503）。

一些近现代学者如卡西勒（Ernst Cassirer）等人也从特定角度对其思想的一致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但有更多的学者否认这种一致性，认为卢梭两部政治哲学著作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难以逾越的鸿沟。

例如，沃恩（C.F.Vaughan）认为，“《论不平等》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3]（P650）。

卢梭的这两部著作被认为充斥着对理性的否定和肯定、对国家的普遍性批判和对共和国的高度赞扬等诸多矛盾。

本文试图从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入手，对其“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和总结，为理解卢梭政治理论的一致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卢梭政治理论中的三种自然状态学术界对卢梭“自然状态”性质的认识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梭试图尽可能精确地描绘初民的境况”[4]（P16），即自然状态体现出一种历史性的特征，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5]（P273注释32），其他学者如哈文斯（George Havens）、马斯特（Roger Masters）、莫雷尔（Jean Morel）等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第二种观点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克劳克（Lester G. Crocker）等人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或是推测性的建构，与实际的历史状态毫不相干；第三种观点如迪拉特（Robert Derathè）等人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充满着矛盾，他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混乱和犹疑不决。

[4]（P16-17注释）笔者认为，在卢梭看似混乱并易引起争议的“自然状态”中实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论属性，也就是说卢梭的自然状态可以从三种意义上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即逻辑意义、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它们构成了卢梭政治理论中自然状态的三种类型。

逻辑意义的自然状态是卢梭“自然状态”的第一种类型，表现为一种理论假设，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性质而进行的假定和推理。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多次阐明了这一状态的假设性质，他写道：“我不过开始进行了一些推理，大胆地作出了一些猜测”，“我们首先要把一切事实撇开，因为这些事实是与我所研究的问题毫不相干的。

不应当把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能着手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历史真象，而只应认为是一些假定的和有条件的推理。

这些推理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不如说是适于阐明事物的性质”[6]（P63，71）。

“某些假定……如无历史可考，则应由哲学来确定那些能起联系作用的类似的事实。

”[6]（P110）卢梭在《论不平等》中把自然状态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状态”（纯粹自然状态）和“人类的青春时期”，作为自然状态第一个阶段的“纯粹”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体现出逻辑意义与历史意义相互重叠的特征，一些学者也基于这一原因认为卢梭把自然状态视为一种历史真实和理论假设的结合体。

为使卢梭自然状态第一发展阶段中的逻辑属性和历史属性剥离开来，笔者依据卢梭《论不平等》中的表述进行如下假定：“纯粹自然状态”这一名词表示的是假设的、逻辑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原始状态”描述的则是人类早期的生存状况，是一种历史真实。

尽管二者在《论不平等》中是同义词，不过为了区别这一自然状态中所包含的逻辑的和历史的混合内涵，我们姑且赋予“原始状态”以历史意义，赋予“纯粹自然状态”以逻辑意义，使二者完全剥离出来。

从自然状态的逻辑意义来看，卢梭是以抽象推理的方式，剥去了人的一切社会属性，从而得到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以便阐明人类个体的和社会的本质属性，这也是他把这种自然状态称为“纯粹自然状态”的重要原因。

人类在纯粹自然状态中的突出特征是处于“孤独、愚昧的野蛮人”的境地，“孤独”表明人类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愚昧”表明人类处于理性发展的低级阶段。

卢梭反对大多数自然法学派理论家关于“人具有天然的社会性”的观点，他把纯粹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对立起来。

自然人是平等、自由、自足的，与其说他们的平等和自由是因为他们遵循着指导人们相互关系的“自然法”，不如说主要是因为人们很少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的“相互关系”。

卢梭认为，“孤独的野蛮人”所处的状况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没有其他任何思想家“曾经追溯到这种状态”，因为他们设想的自然状态都是某种程度的“社会状态”[6]（P71）。

“愚昧的野蛮人”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所强调的“理性”的重要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他的两种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逻辑存在着相关性，后文对此将做进一步分析。

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主要分为“原始状态”和“青春时期”两个主要的且较为稳定的阶段。

从这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即原始状态是卢梭所言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自然人是孤独、愚昧、自由的，人们没有家庭和任何社会性联系，因此也没有作为交往工具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等同于非社会性的动物的。

第二个阶段即人类的“青春时期”可以视为第一阶段“自然状态”的延续，它是建立现实社会契约的必要过程，但它又不同于“自然人”所处的原始状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状态或“准”社会状态，因为此时家庭和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人类存在着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它处于原始状态与文明状态之间，是人类的“青春时期”。

卢梭对第二阶段的真实性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类似于美洲的部落民族所处的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卢梭把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原始状态、青春时期到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与同时代其他自然法学家的“自然状态-政治社会”的两分法颇为不同。

卢梭除了从肯定的角度即逻辑意义的自然状态来论证契约社会或共和国的正当性之外，还从否定的角度即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来对现存国家进行批判。

也就是说，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现存国家都是不正义的，这是他阐述自然状态历史属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下文在分析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两条逻辑线索时将对此进行阐述。

在讨论法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时，卢梭“把自然状态等同于人们没有生活在合法统治下的情况”[4]（P80）。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论述了不平等的三个阶段，认为不平等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专制政治的不平等阶段最终将导致一种新的自然状态，因为建立在强者的权力基础上的统治秩序必将遭到臣民的反抗，当人民推翻暴君统治之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类似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这种作为过度腐化结果的自然状态“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6]（P145）。

“终点”是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起点”就是逻辑的和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

逻辑自然状态存在于理论中，历史自然状态不可能再次重现，只有第三种自然状态即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有可能在人类社会出现，它是对现存政治社会的批判，也是实现理想政治社会即共和国的一种现实条件。

二、卢梭的两种“社会契约”及从自然状态到契约社会的两条逻辑线索卢梭的三种自然状态是为其两种社会契约服务的。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集中论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契约，在大多数情况下，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就是特指这种契约。

这种理想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是一种使人们结合的契约，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契约结合成政治社会，这一政治社会以实现公民的自我统治为目标，并通过“自治”使公民能够真正实现“自由”，这种社会契约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就是卢梭的“共和国”。

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它不同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创制本身并不是一项契约[7]（P128-130），而是社会契约的一个结果。

而在《论不平等》中，在从历史的角度对国家的起源进行说明尤其是在阐述“不平等”的三阶段的时候，卢梭又提出了另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使得现存的国家得以产生，与其说它是社会契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契约”，因为这种契约的重要内容就是确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政府的形成和合法化是契约的核心条款，私有制的确立以及保护私有制的法律就是通过这样的“政治契约”而获得的。

卢梭仅仅在《论不平等》中用少量的篇幅论及第二种社会契约，将其视为富人欺骗穷人的契约，其目的就是使富人的统治合法化，使财富的不平等转变为政治的不平等，它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政治契约”，还因为一种“社会”状态（以人类的“青春时期”为代表）在该契约订立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了，签订契约不过是建立国家及其暴力机器并使之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因此，“政治契约”实质上是一种“统治契约”。

这一契约使人们彻底丧失了自然状态中的天赋自由，在自然状态下“生而自由”的人们，在政治状态下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P8）。

“统治契约”是使人类从社会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的历史途径，它实际上批判了一切现存的国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卢梭政治理论中的三种自然状态与两种社会契约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图（见下页）得到更为直观的说明。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自然状态到契约社会的论证过程中包含着两条逻辑线索：一是从人在自然状态中的状况和特征出发分析人的本质属性（自由），然后论证何种社会（即契约社会、共和国）能够实现人的这一本质；二是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性，在承认原始状态的美好以及社会和政治发展在根本意义上的退步性（对现存国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只有“结合的”契约才能使人类社会在根本上摆脱奴役以及“统治的”契约所造成的治乱循环。

第一条逻辑线索就是从“纯粹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逻辑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