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某与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抗诉案
【要旨】在民事案件审查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对于原审诉讼过程已存在但未提交法庭的关键性证据，不能一概拒之，应在认真分析当事人诉讼心理状态及诉讼客观过程的基础上谨慎甑别。
【基本案情】
2007年3月10日，马某与某公司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马某在某公司购买龙工牌LG850型装载机一台，总价236000元，提货时首付116000元，余款120000元从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每月15日前付款10000元；如买受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应从违约之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时止，每月按欠款余额的6%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某公司按约交付了装载机，马某亦陆续支付货款。
2007年7月16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马某在某公司购买柳工牌855型装载机一台，总价263000元，提货时首付104000元，余款159000元从2007年8月至2008年10月每月付款10000元，2008年11月付款9000元。如买受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应从违约之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时止，每月按欠款余额的6%支付违约金。
2007年7月17日，经双方协商，某公司同意在总价款263000元的基础上优惠5000元，某公司与马某又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总价款改为258000元，付款方式
改为：首付104000元，余款154000元从2007年8月至2008年9月每月付11000元，其余条款与2007年7月16日合同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某公司按约交付了装载机。
2007年10月25日，马某与案外人陈某达成一份《设备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马某将其从某公司分期购买的柳工牌855型装载机以263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马某以提高总价5000元的方式向某公司支付2007年3月10日合同中的5000元货款），陈某同意购买、接收柳工牌855型装载机，并自愿承受、履行马某与某公司2007年7月16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并约定《转让协议》经某公司盖章确认后生效。后某公司在该《转让协议》上盖章予以确认，并于2007年10月25日收取了陈某交纳的装载机主机款22000元。
【诉讼过程】
某公司于2009年7月2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马某给付货款29000元及违约金14820元。马某未到庭应诉。法院于2009年11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该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与马某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具有法律约束力。某公司按约交付了标的物，马某未按时支付货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双方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是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某公司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9条、第161条、第114条第1款、第3款之规定，判决马某向某公司支付货款29000元及违约金14820元。
2010年10月，马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称已与案外人陈某达成《转让协议》并经某公司确认，请求检察机关抗诉。
2011年2月24日，某检察院作出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理由如下：马某与陈某签订的《转让协议》属新证据，且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马某与陈某签订的《转让协议》证明，马某已将其2007年7月16日与某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概括转让给陈某，该合同的概括转让因得到合同相对人某公司的同意而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的规定，本案适格被告应为陈某，如某公司对此提出抗辩，则可以将马某列为第三人。
某法院受理本案后，作出民事调解，再审法院在征得案外人陈某同意的前提下，主持某公司、马某、陈某三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某公司、陈某分别返还4000元给马某，本案纠纷一次性了结。
【点评】
本案争议问题为：1、原审未出庭的当事人马某在申诉阶段提供的《转让协议》能否作为抗诉阶段的新证据？2、马某与案外人陈某签订的《转让协议》约束协议当事人之外的某公司是否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
关于第一个争议问题。
检察机关对于民事申诉案件新证据的认定主要应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形式审查，即从形式上对证据是否为“新”进行审查，这属于时间标准上的界定；二是责任审查，即审查该证据因何原因未在原审中出现；三是实质审查，即审查该证据的实际证明力，一般要求新证据具备足以推翻原裁判的证明力。对于原审中实际已经存在，但由于当事人原因未提供的证据，应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本案中的《转让协议》由马某、陈某、某公司各执一份，马某提供的《转让协议》上有某公司业务员苏某注明的“原件已收回”字样，证明某公司持有两份《转让协议》原件并明知协议内容，但某公司仍将马某作为被告起诉，且在庭审中又未出示《转让协议》，存在恶意诉讼的心理，导致本不应承担继续支付货款义务的马某被判决承担了责任。马某虽未出庭应诉，放弃了答辩、举证等权利，但其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只是认为自己把设备转让给了他人，设备款的支付问题已经与己无关。故《转让协议》在原审中缺失的主要责任在于某公司。从实际证明力来看，《转让协议》的采信与否直接关系到本案责任的最终承担，属于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关键性证据。因此，马某在申诉过程中提供的《转让协议》应当视为新证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问题。
合同相对性或债的相对性原则，自罗马法以来，一直为两大法系所确认，尽管两大法系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有所区别，但基本上都认为，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
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王利明教授也认为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即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①。但合同相对性原则具有例外情形，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就属其中一种，我国合同法第79条-90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情形使合同的相对效力在某些情形下得以突破，使合同效力涉及到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实质正义的需要，也是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提高司法审判效率的需要。
本案中，《转让协议》约定了马某将2007年7月16日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陈某，且约定协议经某公司盖章确认后生效，某公司亦在协议上盖章予以确认。因此，马某已将2007年7月16日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陈某，某公司在协议上盖章的行为系对合同概括转让的同意。在该协议签订当日，某公司就收取了陈某支付的货款22000元，并出具了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某公司同意马某将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陈某，并以其收款行为进一步确认该种转让，故《转让协议》对某公司具有约束力。再审法院依据《转让协议》将案外人陈某作为调解当事人之一，并以调解形式处理本案，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①参见王利明：《论合同的相对性》，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