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一目《上古》总第三回周灭夏商第三回周灭夏商关于史前大洪水的传说的确世界各地都有，有一种说法是海侵造成的。
当然海侵本身的确对中国的岸线造成了影响，我们现在的海岸线要比上古时期向外推了几十公里。
但并没有对中国的地缘结构造成大的变化。
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是华北平原7000年前还是一片海洋，还配了图。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否则海水退去后的土壤那能这么快成为耕地（怀疑是7000万年前）。
史前大洪水形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气温升高，我们知道8000——3000年前这段时间是温度最高的时期。
南北两极的冰融化后，造成海平面上升是很正常的，因此有些洪水是因为海侵和形成的也是正常的（象地中海沿岸的那些传说）。
不过世界上一共有三极，除却南北两极外还有一极是以高度见长的，那就是青藏高原。
这三个极限之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冰多。
而长江和黄河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之上，最初的水源就是融化的冰川。
因此华北平原的大洪水应该是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加快了融化速度而造成的。
换句话说就是南北两极的冰盖融化也对东亚的原始文明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没有直到关键作用。
而地中海东岸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大家看看那个三教圣地的位置就知道了，海水真要倒灌几十公里，那可真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就是气温上升，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东亚无非是多了些淡水，靠人力就可以疏导入海；西亚的那些海水，除非象荷兰人那样筑坝，否则还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上古的人力很难做到）。
夏朝是否存在，亦或能不能算一个王朝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不过通过地缘的推算，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区的西部族群，是完全有可能凭借治水而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威慑力，而垄断东西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的。
对于上古时期的所谓“国家”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
更多的只是一个个城邦或者聚落区。
所谓“共主”更多的也只是名义上的。
有些类似于后世对边缘地区族群的“羁縻”统治。
也就是名义上承认你的老大地位，逢年过节再送点礼就行了。
真正的利益还是要从自己所控制的地区获得。
当“夏朝”首次将共主的位置按照血缘的关系传承下去后，也意味着东西两大族群之间数百年所达成的平衡被破坏了。
中原这个位置虽然可以控制黄河下流所能幅射的广大地区，但也味着他有可能遇到来自四个方向的挑战。
最先提出挑战的是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族群。
时间仅仅是在“启”垄断共主地位之后数十年，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时期。
在这里，其实并不想提及这么多上古名词。
不过史书中的这部分记载的确符合地缘结构和历史规律，因此你可以认为是在为上古的这些“历史”找寻地缘根据。
但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先研究地缘上的可能性，再去检索史书中有没有符合分析的记载（上古的所谓“历史”中有很多是自相矛盾的，但大的事件发生应该是可信的）。
挑战最先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东部族群是很自然的，基于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最初的挑战不是来自这个方向倒会让人奇怪。
来自山东丘陵的东部族群最初取得了胜利，并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带长达四十年（史称太康失国），其后“夏”族又重新夺回来统治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保持了400多年。
顺便说一下，这个族群的标签为“后羿”部。
你没有看错，这就是那个嫦娥的前夫。
在这里我们不必关心他身上的神话色彩，那些自有电视剧导演去发挥。
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个标签后面所暗藏的地缘信息。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分析，“后羿”部之所以敢挑战“夏”的共主位置。
除却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以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泰山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使得它可以免受洪水的侵扰（这也是山东丘陵地区成为东部中心的原因）。
这一方面使得“后羿”部并没有受到大禹治水的恩惠；另一方面也让“夏”的战略威慑力无法波及到泰山以东地区。
当然，打败了地缘优势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后，“夏”的共主地位的确是更加稳固了。
不过所谓“500年必有王者兴”，想做老大的人永远不会只有一个。
只是梦想人人可有，但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地缘优势。
接下来的挑战来自北方，族群的名称叫做“商”。
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的用后世的传承关系来套。
这三个符号代表的更多的是三个族群，而不是三个朝代。
如果从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
或者说三个族群都是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的。
所谓朝代只不过是指谁取得了“共主”的地位。
当然这三代与之前的部落联盟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特征是，谁如果想成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山东丘陵的领导者，谁就必须占据“中原核心地带”。
这也成为后世诸古典王朝确立正统地位的标志，如果放弃了这一地区，那只能成为偏安的小朝廷。
关于商、周二族最初的位置，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的。
后者是信史的创立者，因此仅仅依靠史料已经足够确立他的位置了。
如果按照本文的划分，周族最初的位置则是在渭河平原的西侧，也就是西部族群的祖地所在。
而“商”族最初的根据地，则需要借助现代的考古发现了。
好在中原地区大批商代遗址的发现，使得有些足够的对比对象来找寻“先商”的足迹。
在入主中原之前，商族主要生存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之上。
当然这里所说的黄河指的是“禹贡黄河”，也就是大禹所引导而成的那条黄河故道。
附：夏商周三代地缘关系示意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寻一下“先商”的遗址，大致就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南北一线，向东不会跨过“禹贡黄河”。
有一种说法是商族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明”有着亲缘关系（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三个“原始东夷”根据地之一）。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是符合陆地的迁移路线的。
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商族属于“原始东夷”系统是可以肯定的。
因此也有认为其是来自东方的族群。
其实从位置上看，“夏”族的这次威胁更应被看做来自北方。
从地理位置来看，“夏”所占据的中原核心区固然是处在中心地位，似乎天然就有统治四方的地缘优势。
但也很容易受到来自四方的攻击。
东面的威协来自传统的对手——山东丘陵地带的“原始东夷”部族。
这一地区的挑战早在“夏”族确立共主地位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最终的结果是“夏”族得以保住了领导权。
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原因是，受到大禹治水的影响，处在黄淮——江淮平原的“夷”族并没有参与到这次挑战之中。
即使他们保持中立，“夏”族也可以从其他的西部族群那里得到支持。
此消彼涨，来自东方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就可以理解了（这里所论述的过程，都可以在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大家可以自行查找）。
南方也可能存在挑战，但无论是生活在黄淮——江淮平原上的族群是属于东部还是西部系统，都处在黄河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处在大禹治水的余威之下。
并没有决心和力量发起真正的挑战。
何况夏族所控制的核心区南部已为西部族群所控制，东部族群更多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
因此“夏族”在南部有者足够的缓冲区（在打败来自山东半岛的那次挑战中，也正是依靠这些亲缘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复国”。
具体可搜索“少康复国”）。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西部的黄土高原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胁。
威胁主要来自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渭河平原。
事实上这一地区也的确有力量入主中原，此前黄帝族已经做到了。
不过对于留在渭河平原上的炎黄后裔来说，现在占据中原的是同族兄弟，渭河平原对于“夏”族来说，更多的是可以依靠的后援基地。
当然，渭河平原的地缘优势依然存在，只是要等到“异族”占据中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
关于商族为什么能够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中国历史的轮回来看，每一个所谓“朝代”都有他的周期，古典时期一般在2、300年左右。
而三代的时间则要长一些。
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很多“专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有从政治角度的，有从文化角度的，有从军事角度的......黄仁宇先生则是从经济角度来解读的。
从这些角度来解读都有自己的道理，也大都能自圆其说。
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不过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并非是这些朝代更替的内因有那些。
而是为什么最终取得胜利的会是“他”。
就象我们在古典时期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我们的教育中无限抬高所谓“农民起义”的力量及正义性，但我们最终却发现，王朝的终结者往往是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
在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究竟是谁能够抓住这种历史机遇。
亦或是当这种历史机遇出现之时，你有没有足够的地缘基础来支持你将要进行的挑战。
上古时期的组织形式与古典时期还是有所不同的，依亲缘关系所组成的氏族集团是基本单位，至于有没有名义上的主属关系并不重要。
关于在于他们是一个个拥有独立空间的氏部单位。
关于先周文化存在的时间及地点，现在还在研究之中。
由于其最初的文明程度较商族为低，并且不如商族那样特征明显，因此很难取得考古学上的证据。
因此我们能够确认的是渭河平原上存在的是与“夏族”同源的族群（应该不止一个部族），至于在“夏”所处的时空，有没有“周”族的概念，亦或“周族”的力量有多大，的确是不能确定的。
商族能够最终入主中原，首先要得益于他的地理位置。
之前曾经分析过，太行山东侧，燕山以南地区是黄泛区的死角。
黄河走南线所造成的危害远甚于走北线，这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区河网纵横，黄河一旦泛滥，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而在太行山东侧的商族则不用有这样的担忧，即使黄河出现泛滥，更大的可能也是依地势和流向，向东入海，并不会对处于河西岸的商族造成影响。
这使得他们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并最终壮大自己的力量。
而“夏”虽然通过引导“禹贡黄河”而成为黄淮乃至江淮平原的共主。
但这条走北线的黄河也事实上增加了商族与黄河以南地区交流的难度。
因此商族可以说并不存在于“夏”的控制范围之中。
商族能够最终渡过黄河，并取代夏族成为中原的主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技术优势。
“夏”之所以不为西方所承认，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原地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期”。
而商族正是以青铜器闻名于世的。
商族很有可能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尽管我们非常希望东亚地区能够独立获得很多技术上的突破，并以此而影响世界。
但事实上在古典时期之前，很多技术的确是在西亚地区率先获得突破的，青铜就是一例。
商族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路径很有可能是向北进入辽河流域，再向西经过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那个缺口进入蒙古高原，然后通过蒙古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最终从西亚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
这条路线最初在人类走出非洲向东亚迁徙时使用过，在后世的东西方交流中也一直保持畅通（只不过多为游牧民族所用）。
当然，在这里做这个推断，并不是说商族直接经由这条路线到西亚取得了冶炼青铜的技术。
事实上这更有可能是通过沿途族群的接力而传播至华北平原的。
关于青铜的起源，国内的“专家”更倾向于中国境内独立起源的观点。
当然这类“专家”更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中国找到相应的独立起源证据，甚至包括足球。
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是在一些新石器遗址中偶有发现的铜片，或青铜小刀一类的“铜制品”（最早的是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