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有价值的数学教育研究———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教授访谈录董连春（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　墨尔本　ＶＩＣ３８００　澳大利亚）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教授，现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Ｍｏｎａｓ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育学院荣誉教授（Ｅｍｅｒｉ－ｔｕ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维多利亚州数学教育研究会（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会员．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任教长达２３年，期间担任过英国数学教育研究学会（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ＵＫ）主席、英国皇家学会（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数学教育委员等职务．主编过多部国际数学教育研究丛书，包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７），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以及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系列丛书．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教授学习与工作经历非常丰富．高中毕业后在英国皇家空军地勤部门服役两年，后进入南安普顿大学（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学习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他一直希望从事数学教育工作，大学毕业后到拉夫堡大学（Ｌｏｕｇｈｂ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学习教育学并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之后又申请到福特基金会（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奖学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期间广泛接触并了解美国的“新数运动（Ｎｅｗ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毕业后在美国一所高中任教并参与数学新课程改革与教学．回到英国后，在赫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ｌｌ）担任研究助理，并在赫尔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１９６９年起在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参与了著名的“科克罗夫特报告（Ｃｏｃｋｃｒｏｆｔ　Ｒｅｐｏｒｔ）”前期调查与研究工作，该报告在英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１９９４年该报告由范良火教授（现任教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翻译成中文，并为中国数学教育工作者所熟知．１９９２年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教授从剑桥大学离职，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育学院任职，并一直工作至今．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教授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主要涉及（１）数学教育的文化层面与社会层面，包括多语言课堂（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的数学教学，国际教育与跨文化教育；（２）教师与教学方面，包括教师课堂决策过程，数学教学中的价值观；（３）学生学习方面，包括空间想象能力与几何课程学习．除此之外，其研究还包括课程与评价，教育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等方面．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教授在数学教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收录在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一书中．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份，北京师范大学曹一鸣教授应佘伟忠博士（Ｄｒ．Ｗｅｅ　Ｔｉｏｎｇ　ＳＥＡＨ）的邀请访问莫纳什大学．借此机会，曹一鸣教授和笔者围绕如何做有价值的数学教育研究等相关问题，与Ａｌａｎ　Ｂｉｓｈｏｐ教授进行了访谈和交流．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也是目前许多数学教育工作者关心的话题，因此笔者将访谈内容进行整理，与大家分享．曹一鸣（以下简称曹）：一方面，数学教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人在怀疑数学教育研究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请问您如何评价数学教育研究的作用与价值？ＡｌａｎＢｉｓｈｏｐ（以下简称Ｂｉｓｈｏｐ）：现在西方教育界有一个普遍共识，就是真正优秀的教育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是什么？就是教师遇到的问题，就是教学实践中的困难与挑战．我更了解澳大利亚的情况，所以我这里的评价仅限于澳大利亚．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工作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教育研究者研究的问题大部分都来源于教学实践，而且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他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困难．比如，澳大利亚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原住民儿童（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的教育问题．原住民儿童学习数学知识非常吃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教育研究者现在都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教育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我们应该帮助学校和老师来解决原住民儿童的教育问题．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在申请研究经费，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同时政府也想了解一下，教育研究在这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具体建议，所以他们很鼓励教育研究者和原住民儿童所在的学校进行合作．再举一个例子，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学生是跟随父母移民过来的，英语并不是他们的母语，而是第二语言或者第三语言．他们在全英文课堂中适应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教育研究者现在正在设计教学试验，探索如何帮助教师来应对这一问题．曹：确实如您所说，大部分数学教育研究都针对实际教学问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数学教育的研究现状与数学教学实践的需求之间仍然有一定的落差．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落差？Ｂｉｓｈｏｐ：我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教育研究者不能过于自私或自负，不能把中小学和一线教师视为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工具．教育研究者应当从合作的角度出发．有时，学校或者教师可能会主动找到教育研究者表示，我们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能否通过教育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往往有赖于双方的信任程度．有时一线教师也会认为研究者没有太多的教学经验、研究的问题脱离实际，从而进一步抵触教育研究者．如果一位教育研究者之前是一线教师，而他选择从事教育研究的原因是逃离教学岗位，那么对于这样的研究者，一线教师普遍会有抵触心理．一线教师希望教育研究者能够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曹：从您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您就开始了行动研究（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在数学教育研究领域，您是在这方面探索与研究的先驱．请问您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Ｂｉｓｈｏｐ：我是在剑桥大学开始这方面尝试的．当时英国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当时大学的教育研究者只作学术研究，研究的内容非常复杂，通常涉及学习和心理学方面的理论．而中小学的教师只是负责教学，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处理课堂中遇到到的各种问题．通常情况下，教育研究者和教师这两类人群没有什么交集．除此之外，因为教育研究者需要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所以教育研究的成果都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这就导致中小学教师很少会接触到这些研究成果．一般而言，中小学教师对于学术研究知之甚少．２０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一个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内容是教学实践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报告结束之后，有一个中学老师过来找到我说“中小学教师也可以作研究吗？”我说可以呀．如果中小学教师能够接受一定的学术训练，同时他们又能够广泛涉猎学术著作，那么他们肯定能够进行学术研究．后来，我就自己组织了一个教师研究小组．小组中的成员都是中小学教师，他们都想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教学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平时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于是我就让他们每个人自行决定研究课题，然后大家定期见面，进行讨论与交流．我会指导他们如何做研究，帮助他们分析如何收集数据、哪些理论和研究问题相关，等等．基于这些研究问题，我们进行了很多讨论与交流，同时我们也撰写了很多论文．后来，这个研究小组中的很多教师都选择了继续深造，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继续从事教育研究．通过这个教师研究小组，我尝试把教育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联系起来．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可以了解教师在实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以及教师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教育研究者可以思考自己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另一方面，教师也能够了解教育研究的基本规范，同时他们通过教育研究尝试解决教学问题，也会获得很大的收获．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样做有助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特有的教育问题．对于教育教学而言，并不是所有国家遇到的问题都一样，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比如文化上的，社会背景上的，等等．所以教师应当参与到教育研究当中来．现在很多人在研究日本的Ｌｅｓ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但其实这和我们的教师研究小组很相似．在日本，通过Ｌｅｓ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教师们研究和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在英国，我们也作类似的事情，但是采用不一样的方式，因为英国的学校组织结构和日本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我们自己的教育教学研究．同样，在澳大利亚也不会像日本那样做．但是我们都有类似Ｌｅｓ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的教师研究．曹：在中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系统———教研员系统．教研员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教学研究”或“课例（案例）研究”．同时，大学的数学教育研究者和中学教师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整体而言，理论指导与实践需要之间仍然存在分离的状况．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教育研究者常常不能为教师们提供有效的指导．您认为，行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来帮助和指导一线教师呢？Ｂｉｓｈｏｐ：我觉得教育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教师梳理研究问题，帮助教师把实践问题提炼成研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和老师进行认真的交流和沟通，了解教师想研究的是什么问题．然后，研究者应该思考如何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这个问题．通常而言，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是，研究者很清楚自己在研究什么，但是教师对研究问题却不感兴趣，或者认为研究问题不重要．比如说，我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是教育与文化，我做的一项研究课题就是关于价值观（ｖａｌｕｅｓ）的．我们当时认为教师们应该对教学中的价值观问题比较感兴趣，因此我们就找到之前合作过的教师，问他们在数学教学中向学生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一些老师就回答说不知道，数学学科是中性的．也有的老师说，我喜欢教数学就是因为教学中不用考虑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当时提醒他们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后我们又和原住民地区的学校进行合作，我们想知道哪些价值观对于原住民儿童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当地教师对于这个问题也难以回答．所以，如果研究者和教师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这时教师就容易有抵触心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呢？曹：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如果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在研究设计上出现了分歧，那么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Ｂｉｓｈｏｐ：其实真正的困难在于每所学校都有其特殊性，每个教师也有其特殊性，所以教育研究者很难归纳出普适的方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每个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特定的学校，特定的教师，以及特定的学生．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需要时刻牢记的一点是，教育研究者并不能代替教师去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只有教师自己才是问题的解决者．教育研究者的作用是协助教师更进一步地分析和理解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单方面地去改变教师的行为．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教育研究者和教师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在彼此之间建立信任．曹：很多情况下，教育研究者希望寻求一线教师的合作，从而一起进行教育研究．一线教师对此兴趣不大，有些老师会说没有时间，另外有些老师会认为教育研究对提高自己的教学没有太多帮助．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Ｂｉｓｈｏｐ：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有时候，你走进一所学校跟校长和老师说，你想做教育研究，然后得到的回复可能是“我们很忙”．对于很多国家而言，都存在教师抵触教育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这样．有一些国家的教师就对教育研究十分感兴趣，比如挪威，瑞典，这些国家的教师一般都愿意和教育研究者进行合作，从而了解更多的教育教学知识．我觉得很多教师并没有看到教育研究对他们自身的真正价值．我们可以举一个医学方面的例子．如果我们讨论的问题是药品，那么这可能涉及到医学研究者，也涉及到医生．有的医生可能会说，我对医学研究并不感兴趣，我的日常工作中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但是医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能够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更多医学方面的知识．对于教育研究也是一样，教师在教育研究中可以学到很多，不仅仅在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成绩这方面，而是在于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教育和教学，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教育研究，授课教师会彼此之间互换班级进行教学，并以此来分析他们的教学是否对两个不同班级都是高效的．他们的授课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授课对象发生了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这就变成了教师用来了解教学、学生和教师自身的一种策略．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个细节，就是我提到的教师研究小组．刚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小组，因为这样有助于消除教师的孤独感．如果一所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参加这样的教育研究，而与此同时恰好有别的老师不认同这些研究，他们可能就会对这些研究进行批评和议论，那么参加教育研究的这个教师就会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并会承受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所以这样的尝试最好从小组开始．曹：最近这些年，国际上出现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数学教育比较研究，诸如ＴＩＭＳＳ，ＰＩＳＡ，ＬＰＳ等等．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应当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教学实践与教学经验？Ｂｉｓｈｏｐ：教育研究者能够做教师不能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我过去一直在研究教师与教学这两个主题．在英语中，教师与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研究的主题是教师，那么本质上研究的是人，是研究人的想法和价值观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往往会考虑教师之间的不同之处．但是如果研究的主题是教学，那么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教师之间的相同之处，而不是不同之处，因为严格意义上讲，每个教师与其他教师都是不同的．因为国际比较研究一般都是涉及到具体教学，所以想从国际研究中找到可借鉴之处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即便不同国家之间的课程设置完全一样，教学实践上也会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十年以前，大家对ＰＩＳＡ和ＴＩＭＳＳ的结果非常感兴趣．大家都很关心到底哪些国家得分最高，做得最好？很多人选择了新加坡作为研究对象．所以美国人跑到新加坡，观摩新加坡的课堂教学，然后回到美国开始推广新加坡教师的做法．这是行不通的，因为美国的社会文化体系和新加坡不一样，美国的学生家长和新加坡学生家长不一样．新加坡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十分关心．但是在美国，父母通常选择让孩子做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国家的做法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再比如，现在人们更在反思，日本的Ｌｅｓ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这种在职教育方式，是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效果．在澳大利亚，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有类似于Ｌｅｓ－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的教师合作模式，只是具体实施上有所不同．当然，这也不是在否定国际比较教育的研究价值．在国际比较研究方面付出时间和精力也是值得的．但是更重要的不在于国家层面，而是在于语言和文化层面，或者说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方面．通过国际比较研究，你可以发现不同点在哪里．比如，研究者可以去中国观摩课堂教学，但是目的不是把中国的教学实践硬搬到自己国家，而是探究中国教育教学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你可能会发现，在中国，考试对教学的影响会非常大，比其他国家都要大．然后你就会思考，考试如何影响教学，以及如何影响教师之间的合作能力．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课题．曹：最近这些年，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积极进行数学课程改革．这些国家在制定数学新课程时，都会不同程度地借鉴或者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情况？Ｂｉｓｈｏｐ：我更希望不同的国家做不同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并不了解文化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如果你去过的国家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各国的数学课程大同小异．这实际上是比较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其他的学科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历史、地理、外语、社会学等．科学课程的相似度也比较高，但是即便是对于科学课程而言，不同国家之间也会有很多的不同．比如，有些国家的科学课程会涉及更多的实际问题，如水的提纯，发电等等．但是对于数学而言，各个国家就几乎一样了，大家都在教毕达哥拉斯定理（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 Ｔｈｅｏｒｅｍ），而且命名都一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做的比较好，我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这个定理在中国不叫毕达哥拉斯定理，你们是用中国数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这位中国数学家比毕达哥拉斯更早地发现了这个定理．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我们需要这么做．但有些国家可能就做的不够好．有一次我去伊朗，为他们做了一场关于文化的报告．报告当中，我就指出，为什么在伊朗的数学课程中，所有的数学名词都是外来语．我告诉他们，伊朗也有（下转第１３页）两条曲线ｆ（ｘ，ｙ）＝ａｘ２＋ｂｘｙ＋ｃｙ２＋ｄｘ＋ｅｙ＋ｆ＝０（３）ｆ′（ｘ，ｙ）＝ａ′ｘ２＋ｂ′ｘｙ＋ｃ′ｙ２＋ｄ′ｘ＋ｅ′ｙ＋ｆ′＝０（４）相位似的充要条件是二次项系数对应成比例，即ａａ′＝ｂｂ′＝ｃｃ′．用此定理证明定理２是容易的．第三种方法：充分性：在圆锥曲线Ｃ１：（１－ｅ２）ｘ２＋ｙ２－２ｐ１ｘ＝０和Ｃ２：（１－ｅ２）ｘ２＋ｙ２－２ｐ２ｘ＝０中，若ｅ＝１，它们是抛物线都相似．若ｅ≠１，因为１－ｅ２１－ｅ２＝１１，所以Ｃ１和Ｃ２相似．必要性：若圆锥曲线Ｃ１′：（１－ｅ２１）ｘ２＋ｙ２－２ｐ１ｘ＝０和Ｃ２：（１－ｅ２２）ｘ２＋ｙ２－２ｐ２ｘ＝０（ｅ１、ｅ２均为非负数）相似则，１－ｅ２１１－ｅ２２＝１１，可得ｅ１＝ｅ２．参考文献１　刘国辉．一个荒唐结论引发的思考［Ｊ］．中小学数学（初中版），２０１３，５２　王敬庚．几何变换漫谈［Ｍ］．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３　钱季伟．位似曲线与单参数曲线族［Ｊ］．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４　余学虎．任意两条抛物线相似［Ｊ］．数学通报，２００５，１１５　梁义富．离心率相等的圆锥曲线都相似［Ｊ］．数学通报，２００５，１１６　朱正元．平面曲线的位似与相似［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５，４（上接第８页）很悠久的数学历史．因为我作报告之前，做了一些准备，所以我当时列举了二十多名古代波斯数学家，他们都在数学研究上取得过重要成果．我对他们讲，你们没有理由把这些人排除到教科书之外，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历史．你们不能总是照搬西方的数学名词．可能在今天而言，照搬西方的名词能够更容易和国际接轨，但至少应该同时教授学生本国数学名词和西方数学名词．如果不这样的话，本国数学文化就会慢慢枯竭，这会让人非常惋惜．另外，在一些国家，他们的数学课程中还在教授长除法（Ｌｏｎ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为什么还要教这个呢？我们已经有了计算器啦．为什么教人们像计算器一样思考呢？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更多类似的事情．他们的理由是，在考试中，这样的知识点更容易考察．但是他们的教育价值在哪里呢？曹：对于中国教育研究学者而言，研究方法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虽然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逐渐上升，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理论思辩研究．与此同时定性研究中大多为案例研究．请问您如何看待教育研究中研究方法的使用？Ｂｉｓｈｏｐ：我的意见是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整合在一起．比如，可以从案例研究开始，获得一些基本的研究思路，然后再使用定量研究，例如问卷调查．其中的联系在于，当你想使用问卷调查的时候，你需要知道问哪些问题，你想要得到那方面的答案，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基本的信息和研究方向．也就是说，通过案例研究，我们能够知道在问卷调查中问哪些问题，以及如何组织这些问题．如果教育研究仅仅使用某一种方法，这就成了问题．如果你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你会对研究问题理解得更透彻更深入．我常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维修工人，手里拿着一把锤子，然后到处检查，看看他能够用锤子解决哪些问题．如果一间房子需要装修，而维修工人只有锤子，只有一种工具，显然会大大受局限．如果这个维修工人有一个工具箱，有各种不同的工具，遇到不同的问题就用不同的工具，这样就会非常好．教育研究中，每种研究方法就是好比是这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你用一种工具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你需要做的是将不同的工具进行整合．而不是说根据研究方法来决定你的研究问题．曹：确实，开展数学教育研究，从根本上来讲，是根据研究问题来决定使用什么方法，选择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关键．对于不同的问题，常常需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同一问题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通常是需要对多种方法进行整合，这就是研究方法的设计，在这方面我们现在重视得还很不够．非常感谢您和我们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