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的伦理问题浅议 【摘要】 安乐死的本质含义应该是重病患者在不可逆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医学手段只能使人的肉体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而社会科学可使人的精神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本文从伦理价值及中国现状对安乐死的可行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安乐死； 伦理；立法 “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其本质是重病患者在不可挽回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其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要使不可逆转地趋向死亡的患者从痛苦状态向安乐状态转化[1]。使不但生要生得好，而且死要死得好 实施安乐死，“也就是要把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推进到死亡过程这一领域，克服对待死亡上的愚昧观念和愚昧行为，以‘科学的死’，代替‘愚昧的死’”[2]。

1安乐死：世界关注的话题 随着医学的进程，人类对“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l7世纪，弗兰西斯· 培根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无痛苦致死术”。2O世纪3O年代，欧美许多国家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安乐死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甚至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只是由于德国纳粹人介入，盗用安乐死名义，屠杀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使得安乐死声名狼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6O～7O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发展和深化，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安乐死的实践意义日益突出，安乐死又成为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安乐死不仅涉及伦理、哲学、医学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人们对人生、生活、死亡的看法和理解，而且也引发出一系列法律问题。直到现在，人们对安乐死仍褒贬不一。支持安乐死的人看重生命存在的内容、方式，重视安乐死的权利，认为安乐死一是可以减轻重危病人的痛苦，当病人感到生不如死时死亡比生存对他们更人道；二是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三是可以节省有限的医药资源，对社会也有利。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安乐死不仅与医生的职责相冲突，而且还可能被滥用，成为病人子女、配偶等亲属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或为了瓜分遗产等其他原因变相杀人的借口。但总的说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赞成安乐死的人的比率越来越高。尽管如此，但是否要制定安乐死法予以保护，不少国家还是审慎的。因为，在没有法律认可的前提下，用安乐死停止人的生命，有关医生和病人家属会不会导致法律上的责任；即便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地位，为防止滥用，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出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2O世纪7O年代以来，安乐死先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合法化。1976年，美、英、日、荷等国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安乐死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要求尊重“生的意志”和“尊严的死”的权利。1980年，成立了“国际死亡权利协会联合会”。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允许医生在严格的条件下，可以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这是迄今为止在安乐死方面最为自由开放的举措。可见，尽管安乐死问题步履维艰，但不可否认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3]。 2安乐死的面临的伦理困惑 安乐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病人及残疾人“自由辞世”，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重视来世彼岸的幸福。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来指医生采取措施任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的最崇高目的，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摩鲁士在《乌托邦》中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休谟认为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也可以缩短生命。尼采甚至提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自杀[4]。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英美等国先后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无痛苦致死协会”并谋求法律认可。1938~1942年，由于纳粹的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名义杀死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己种族达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提出了安乐死问题，安乐死立法运动也得以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是世界上主动安乐死得到社会承认的唯一国家，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5, 6]。而在中国，古时候，人们就提出了这么先进的论断：“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3]。始终俱善，人道毕也”。如今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到21世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们对安乐死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是该接受安乐死的时候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首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好死不如赖活”，要求人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尽可能延长生命。这些构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是人道主义生命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然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人类希望优化自身，不仅需要“优生”，也需要 “优死”。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死亡时由“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解决死亡的质量问题。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出于孝亲、亲情，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7]。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则否。如果把有限的资源花在无可挽救、苟延残喘的绝症患者身上，实际上是不但违背了社会公正与效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医德是救死扶伤，对于垂危病人，不管其情况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职尽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人的意愿，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人们对生活数量的要求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给传统医学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美国一位92岁高龄的女病人需做胃溃疡手术，但病人拒绝手术，医生仍坚持手术，结果病人手术后吃尽苦头，中风而亡。实施手术的医生自责：“我战胜了胃溃疡，但打败了人道地照顾临终病人的一仗”[8]。 3安乐死的伦理价值 安乐死符合生命自主原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生命自主(自我决定能力)意识不断加强。生命自主原则作为一条最本质、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病人自身的要求、自主的决定，并成为一种实践。这一原则在现代医患关系中，突出表现为充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 “生命自主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尊重不治之症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9]。”病人自主权(autonomous right)是病人权利中最为基本的一种权利，是体现病人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作为临床医患关系和伦理学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指具有行为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病人在医患交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就有关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做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价值观的决定，并据此采取负责的行为。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已成为许多医务人员的共识和医疗实践中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作为病人自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病人做出决定的前提，没有知情同意，也就没有选择和决定的可能，也就难以自主。《执业医师法》中规定：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的性质、严重程度、治疗情况及预后有知悉权或了解的权利。病人自主权和知情权也是体现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在安乐死的实践中，表现为尊重濒临死亡患者选择尊严死亡状态的权利。对医学上无法挽救且存在极大痛苦，自愿要求解除痛苦的病人，同样具有选择以安乐方式死亡或使自己的死亡状态安乐化的权利，这是其自主权的体现[10, 11]。

4安乐死伦理价值的保障 主张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律不能将他们纳入可以允许安乐死的人群之中。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在人权保护上人人平等，不得基于任何原因(譬如贫穷)而给予任何人任何歧视。否则，在法理上就会讲不通。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本方法是靠发展生产力。其次，应当尽快制定社会医疗保障法，通过法律手段保证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强制实行、平稳运作和健康发展。这样做，有利于逐步扩大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受益面，扩大医疗保险基金规模[12]。在社会医疗保障法中，应明确医保基金的筹集方法、渠道、管理，基本医保的范畴与水平，对涉及特殊群体的医疗救。

5 安乐死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探讨 在我国，安乐死以隐秘或者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且社会各界支持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实施安乐死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应然与实然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对于安乐死问题，必须在条件具备达到应然程度时，才能为其立法加以规范。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目前从社会宏观和微观角度来看，我国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和完备，存在亟待解决和完善的诸多问题[13]。

首先，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法制状况不完善首先，从我国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均未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相应规定，实际上安乐死与我国现行法律是相悖的。首先，从宪法角度来看，我国宪法并未对公民的生命自决权作出规定。对于生存权，通过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生存权是受宪法明确规定加以保护的权利。但是，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是否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将安乐死权写入宪法，从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更是遥不可及。

其次，从刑法理论上来看，虽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本质上不属于犯罪行为。但是，安乐死行为从客现角度来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由此可见，我国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具备相应的法制环境，且在短期内这一状况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次，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社会少数群体享有公费医疗或者参加医疗保险外，占社会大多教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退休以及无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则处于自费或半自费医疗的状态，高昂的医疗开支使许多患者及其亲友对医院望而却步，大量的患者实际上无法得剑充分，有效的治疗与救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的绝症患者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原因而自愿放弃治疗，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可能会成为决定人们生存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必然导致对生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