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文化导刊　2011年12月　第12期 Sports Culture Guide No.12.Dec.2011试论体育举国体制王晓中1　我国体育确立举国体制的历史背景在旧中国，由于国家制度的腐朽、衰败，百姓的贫困、怯懦，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里被列强耻笑为“东亚病夫”。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国家首先面临的战略任务就是恢复经济和巩固国防，而人力资源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保证。

从长远看，要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增强人民体质。

所以，开创国家体育事业是新中国的战略需要，也是历史使命。

中共中央对体育事业的建设予以高度重视。

毛泽东的第一个号召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他还说，体育“是6亿人民的大事”！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号召：“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这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创业宗旨。

然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脱出来的新中国，体育几近空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体质太差，没有起码的基础条件。

要想保证体育事业尽快起步，尽快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就应当、而且只能由国家力量来领导、推动其建设和发展。

当时，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体育事业奉行的“举国体制”及其成就极大鼓舞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效仿的榜样。

中国体育自创业伊始就搭建出“举国体制”的框架，其开创标志就是于1952年建立了中央政府（政务院，后为国务院）下属的中央体委（后为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将体育作为一项国家事业进行管理。

国家领导、国家包办成为建设体育事业的基本模式。

从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体育的行政体制、运行机制、基础设施、体育教育、体育科研以及训练和竞赛等形成完整的体系。

体育教育和体育锻炼成为国家制度，广泛、深入落实于各行各业，融入群众生活。

体育事业和文教、科技、医疗、卫生成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国体育开始在国际体坛露头角。

尤其可贵的是，中国体育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上，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胜不骄，败不馁”、“从零开始”、“人生能有几回搏”、“拼搏精神”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这些独具时代气息和战斗意志的口号激励了几代中国人，这是中国体育史上光荣的一页。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中国体育界更不应忘记。

它为体育事业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体育事业迅速复苏。

改革开放30年来，体育事业飞速发展，我国开始跻身于世界体育大国的行列。

中国体育在新时期的成就，作者简介：王晓中，男，曾先后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任职。

Tel ：65023480。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形式与发展。

主要结论：我国体育举国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举国体制在发展中呈现出政府办与社会办体育如何协调等问题与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体育举国体制应该有新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体育管理；举国体制；体育政策；体育发展战略“举国体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体育是国家形象的象征，民生状态的缩影。

中国体育的发展有赖于国家总体实力的提升，也始终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

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依然薄弱，总体水平也不高。

尤其是人均收入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的地位。

人口多、底子薄、资源匮乏、效率低下的状态并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并且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我国体育事业也具备同样的特征。

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事业，虽说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个别项目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总体实力和内在结构上，在竞技运动的总体质量上，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事业效益和发展效率方面还存在问题。

不仅如此，我国的社会环境还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缺陷。

各种社会力量的集约能力和运行效率低下，各类资源的利用方式还很粗放。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需要国家力量的强力支撑，否则难以实现快速、有效的发展。

“举国体制”从一开始就肩负政治使命。

国家总体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社会需求的扩大对体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远大的目标。

如今，现代体育已成为一项高投入、高科技、高度集约化、高风险的规模化产业。

实事求是地看，以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具备的规模和实力、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总体水平、对体育产业的认知程度和驾驭能力来看，如果单纯倚靠社会力量作为运营主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难以肩负发展国家体育产业的重任。

2　举国体制存在的矛盾和挑战公众对“举国体制”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在近几年。

但它的内在矛盾和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焦点。

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前30年，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办体育”，以现在的概念界定，实际上就是“政府办体育”。

在这种模式下，体育事业全靠国家投入，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和福利性。

这种模式完全顺应当时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而取得了成功。

但是，这种体制也体现出弊端。

首先，一切由国家包下来，虽说有一个可靠的支撑，但也存在难以摆脱的桎梏。

体育事业的规模、水平始终受国家经济的制约，受国家政治左右，缺少持续发展的动力，其发展进程不断受到干扰。

其次，国家把一切都包下来，虽然给社会带来福利，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但其规模和水平长期居于最基本的层面。

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利和资源被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社会和公众享有福利和公益，却不具备自主从业能力，养成了一切依靠国家、一切服从国家的从属心态和行为模式。

这种状态最主要的缺陷是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也是社会资源和民间潜力的闲置和荒废。

其三，由于政治理念和执政方针的局限性，体育始终被片面地确定为一种社会义务，一种福利性事业，抹杀了体育自身的产业属性及其巨大的价值潜力，这也是体育事业难以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条根本性原因。

既想办好事，可又不够好；虽然有所发展，但又缺乏可持续性。

这就是“举国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其始终困扰、制约着体育事业的发展。

近30年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人民追求生活的多样化，特别是人民群众愈来愈强的自主意识，人们需要更多丰富多彩、更高水平的体育运动，也需要更舒适愉快的体育生活。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进步。

面对这种变化，以往奉行的“国家办体育”的固有模式步履维艰。

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紧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体育也踏上改革的征途。

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突破旧体制的羁绊，摆脱困局，拓宽体育事业发展的道路，肩负起新的、更为艰巨的时代使命。

80年代初，中国重返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世界体坛在80年代已经成为规模庞大的全球性产业，形成了成熟的全球化市场机制，它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带来空前的机遇，也对中国体育形成猛烈的冲击，促使中国体育的发展理念和运行体制进行变革。

一是必须实现总体发展战略的转变。

体育事业不能再走“国家包办”的老路，必须广泛深入地动员全国、全社会和全民的力量，实现真正意义的“举全国之力，办国家大事”，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跻身世界体坛。

二是必须实现总体发展模式的转型。

体育事业不能再走完全依靠国家供养的福利型道路，必须重新认识体育自身的产业属性及其价值，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

“举国体制”在矛盾和挑战中不断探索前行，在创造成就的同时不断地付出代价，伴随着中国体育的发展一直走到今天。

3　举国体制的演变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体育最重大的变化是实现产业化转型，铸成了财富丰厚的产业。

“举国体制”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演变。

作为体育产业来说，成绩好，奖牌多，标志着项目强、水平高，会提升产业品质，宣传产业形象，就会产生市场效应，构成商机。

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奖牌成为衡量产业品质、撬动市场效应的强劲杠杆。

也正因为奖牌的多少、成绩的好坏已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在80、90年代，有的地方就因为重大赛事没有“完成任务”，导致体育部门负责人下台。

在多方利益的驱动和挤压下，“举国体制”的指导思想发生演变，商业化动机和政绩取向日益突出。

力争夺取奖牌、或者创造奖牌已成为战略决策的首要出发点，无论是奥运会、亚运会，还是国内全运会，都把奖牌榜作为考核业绩的头条标准。

除了奖牌，策划和举办大规模、超一流的体育赛事也是打造产业品牌、制造市场商机的手段。

中国连年举办国际、国内大规模体育赛事，倾尽全力打造一个个的体育盛会，体育产业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尽管决策层提出“奥运金牌”和“全民健身”并举的战略，但从决策动机上、政策落实和实际操作上，公益性都成为“软指标”，成为体育发展战略中最为薄弱的一面。

近些年来，对于“全民健身战略”，国家虽然也有所投入，但与“奥运争光”一掷千金的气魄相比，总是黯然失色。

基层体育和群众体育几乎完全推给市场，公共财政对公共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投入不足，跟不上实际需要，缺口越来越大。

更为重要的是，早在50、60年代建立的群众体育制度和基层体育机制已经分崩离析。

相关行政机制的缺失，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的软弱，反过来加大资源和财政配置短缺的负面影响。

在基层项目和后备力量的培育和管理上，仅限于维持、敷衍、应付的水平，尤其在与“奥运战略”的配套衔接方面，缺乏扎实、长远的手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全民健身”战略的大面积亏空和滞后。

学校体育、行业体育、业余体育、城乡社区体育呈现迟滞、萎缩的态势，全国体育人口比重下降，全民体质水平出现问题。

特别是青少年人群身体素质和体育运动能力下降，平均水平开始落后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

群众体育和基层体育事业的薄弱反过来导致竞技体育人才资源大面积枯竭，高端人才匮乏，后备力量不足最终使竞技运动水平的迅速下滑。

尽管一线大城市的社会体育呈现不同程度的商业化繁荣，但这种表象的背后是体育生活两极分化的趋势。

城乡广大普通群众，特别是生产劳动第一线的劳动者，在体育生活方面获得的实惠和保障越来越少，这让他们逐渐远离体育生活。

社会体育资源迅速向中高收入人群集中。

在过去20多年中，体育产业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市场。

它的性质依旧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变换策略的“举国体制”。

在90年代中期，体育系统完成了行政机构的改制。

主管项目的行政部门改制为项目管理中心，不但照常行使行政领导权，而且被赋予市场经营权。

于是，项目主管机构既是市场的设计者、管理者，也是参与者、经营者。

它可以随时运用行政权力，参与市场运作，扮演着官商一体、管办一家的角色。

而中心高管层的任免调配，则完全按照党政官员的管理制度进行安排。

这种模式并非任意行为，而是一种国家既定的制度设计，和其他国家垄断行业的模式如出一辙。

这种制度加强了领导，实现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高度集中，增强了项目建设和发展的实力，也会造成权力失控或走偏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