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五行》研究述要作者：苟东锋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3期[摘要]荀子关于思孟“五行”的问题是一个千古之谜。
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但这说到底还是一个文献不足的问题。
帛书《五行》的出土重新激活了这个问题，信古派的学者试图以此重建一种思孟学派的历史，但是疑古派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与其势均力敌。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竹简《五行》出土了，这让信古一派大受鼓舞，也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深入关注这个问题。
简、帛《五行》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研究来说有某种标本的意义。
[关键词]五行；子思；孟子；荀予[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3-0061-07一、思孟“五行”话题的引出思盂“五行”的话题始自《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日：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这段话，荀子将子思和孟子的学说统称为“五行”说，并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指出思孟“五行”说具体是怎样的。
更要紧的是荀子之后，一方面“五行”二字的涵义已被金、木、水、火、土的阴阳五行学说掩盖，不容人们做其他联想；另一方面有关子思的可靠著作已经模糊，孟子的著作也仅存部分，在人们关于子思和孟子的概念里，也并没有阴阳五行说的位置，于是，荀子提出的这个“五行”的话题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这个话题的中心议题当然是如何解释子思和孟子的“五行”说。
围绕这个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以下7种：其一，认为五行即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唐代杨惊最早提出这种解释。
其二，认为五行即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
持此论者较多，但原因各异，大体可分三类：第一，认为思、孟的作品除了《中庸》和《孟子》，还包括《洪范》和《易传》，因此其提倡阴阳五行是可以成立的，物双松、侯外庐等持此观点；第二，认为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思想近乎阴阳五行家的推论，其思想是原始五行到神话五行的过渡，所以其思想必然包含了阴阳五行，范文澜持此观点；第三，认为子思和孟子的思想实际上和阴阳五行没有关系，是荀子错将提倡阴阳五行的邹衍和孟子混为一谈，从而错批了孟子，也连累了子思，因此苟子这里的五行还是阴阳五行，持此论者为顾颉刚等。
其三，认为五行即五伦，亲、义、别、序、信是也，丰岛斡、谭戒甫等持此观点。
其四，认为五行是五常、五伦和阴阳五行的一种杂糅，持此论者为章太炎。
其五，认为五行或是“五伦”，或是“五常”，决非如后世之五行说，持此论者为梁启超。
其六，认为五行是仁、义、礼、智、诚，这一思想的内部暗含着阴阳五行系统的某种演化，持此论者为郭沫若。
其七，认为五行盖“王道”，字之转误，持此论者为桃源藏、王天海。
以上7种观点各执一端，各有所据，但它们背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即苟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到底和阴阳五行有没有关系。
肯定者千方百计为其搜罗证据，否定者则按照文本提出其他解释，更有人居间调停。
总之，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僵持不下。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八佾》)他认为对待某种传统，仅能发表个人意见还不够，必须有确凿的文献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思孟五行的问题，终究还是一个“文献不足”的问题，如果文献的问题不解决，这个争论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新的进展。
但是文献的问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谁也不会想到：帛书《五行》出土了。
二、帛书《五行》公布之后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随后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其中“《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的第一篇，经庞朴的研究，有“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和“仁义礼智”四种“行”的说法。
而“仁义礼智圣”又见于《孟子》，因而正是苟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庞朴建议为这部帛书起名《五行篇》，这就是著名的《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该文开启了“五行”学研究的新局面。
马王堆帛书出土后，学者们关注的中心问题从荀子非难的思孟五行是不是阴阳五行转变为思孟五行是否就是帛书《五行》的思想，许多其他问题都从这个问题引发或者是以其为出发点的。
以下就对这些讨论做些归纳。
庞朴确定性地主张帛书《五行》的思想就是思孟五行说，大部分学者赞同这一观点，主要有李耀仙、影山辉国、浅野裕一、李学勤、魏启鹏、黄俊杰、杨儒宾、李景林、廖名春等。
他们所做的工作和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第一，对帛书文本进行了训诂和整理。
主要包括庞朴的《帛书(五行篇)校注》，这是最早对帛书进行系统校注的著作。
在这部专著里，庞朴进一步落实了他先前的主要观点，包括为帛书起名为《五行篇》以及将全文分为28章的“经”和“说”，这两点对以后的《五行》研究影响深远。
另外一部系统的训诂学专著是魏启鹏的《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
魏启鹏对帛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并为其取名为《德行》。
固这两部训诂类专著为以后的《五行》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探讨了帛书《五行》的学派归属及成书年代问题。
浅野裕一认为《五行篇》成书于战国初期，并提出其“经”的部分是子思门人所作，“说”的部分为子思门人或年轻时代的孟子所作；此外，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也提出《五行》是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在孟子之前。
但是，庞朴以及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五行》受《孟子》的影响很深，应该在孟子之后、荀子之前，属于思孟学派后期的作品。
第三，讨论了荀子批判思孟五行的原因。
既然荀子所批判的思孟五行不是阴阳五行，而是帛书《五行》中所反映的思想，那么荀子为何要批评这种“五行”?庞朴在《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中第一个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荀子所批评的五行是“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而这五种德行在“往旧”则分别属于道德、政治以及认识论诸领域，思孟将它们摘取出来，不顾“类”之不同，并列而谓之“五行”，赋予它们以“幽隐”的内容，构筑它们成“闭约”的体系，因而荀子大加批驳。
魏启鹏《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认为“荀子指斥思孟五行的真正原因，是他认为思孟造作五行败坏了‘先正立乐之术”’。
西周“五声昭德”的礼乐传统是天子威仪和权力的显示，是外向控制型的，而思孟五行以“五声之所和”论证“仁义礼智圣”这五种道德范畴，并且强调内省慎独，属于内向思辨型，因而遭到荀子的激烈批评，至于荀子与思孟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则是荀子批评的次要原因。
黄俊杰《苟子非孟的思想史背景——论(思孟五行说>的思想内涵》认为，荀子对思孟进行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学派“心”与“道”两个重要概念的思想内涵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注重社会性和政治性，而后者则强调主体性和超越性。
廖名春《思孟五行说新释》认为苟子攻击孟子并不在“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本身，而在于孟子将“仁义礼智圣”归之于人性的观点，这和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说是相矛盾的。
李景林《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认为，荀子之所以批评思孟五行是因为两者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认为圣人不求知天，而后者实际上主张圣人与天道同一，因而是“不知类”的，既无“辨合”又无“符验”，所以导致了批评。
关于荀子为何批评思孟五行是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以上五种观点是其代表。
第四，对《五行》的相关思想进行诠释阐发。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由《五行》所引发的一些哲学问题上，主要有关于身心关系的讨论，黄俊杰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杨儒宾、池田知久等也有文章；还有关于慎独思想的讨论，以岛森哲男为代表；还有对“天”的讨论，主要是浅野裕一的文章。
第五，虽然帛书《五行》的出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五行》本身的关注，但是帛书《五行》与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仍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李学勤就此撰写了《帛书以上就是以庞朴为代表的主张帛书《五行》反映了思孟五行的一派学人所做的主要工作。
但是，就在庞朴一派立论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反对将帛书《五行》的思想看作荀子所指摘的思孟五行说。
这一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池田知久，此外，赵光贤、任继愈、斋木哲郎、岛森哲男等也持类似观点。
下面就对他们的工作做一总结：第一，在训诂方面，池田知久著有《第二，关于帛书《五行》的学派归属及成书年代问题。
赵光贤首先发表了《新五行说商榷》，旗帜鲜明地反对庞朴说，认为帛书《五行》的“五行”和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没有关系，其作者应在汉初。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之《思孟学派考辨》中对思孟学派的有无提出了怀疑，认为思孟五行更是难以成立，即使有帛书《五行》也难以为证。
斋木哲郎认为帛书《五行》的思想确实与《孟子》的思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不能断定就是苟子批评的思孟五行说。
岛森哲男认为帛书《五行》是以孟子思想为中心，并积极吸收了荀子的某些思想，由齐国学者(稷下学派的末裔)于战国最末乃至秦时撰写的。
池田知久在对帛书《五行》文本进行具体分析之后认为它应该是战国末期乃至西汉初期的著作，因为它有着糅合儒、道、墨、法等的杂家倾向。
第三，关于荀子与思孟五行的关系。
这一派学者多对此不甚关心，只有任继愈发表了见解。
在《思孟学派考辨》中，他认为荀子激烈抨击的思孟五行就是哲学史世界观方面的阴阳五行神秘主义，他推测战国末期荀子学派的内部成分可能单纯一些，而孟子后学有与阴阳五行学派结合的情况，因为遭到了荀子一派儒家的反对。
第四，对帛书《五行》思想的分析。
池田知久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将帛书《五行》讨论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五行”与“四行”、“德”与“善”、“天道”与“人道”、“身”与“心”。
他首先认为一方面人类都具有仁、义、礼、智、圣五种作为端绪的“德之行”，这是“天道”赋予人的，另一方面人类通过“人道”的后天性人为活动可以将“德之行”的五种端绪扩充为仁、义、礼、智、圣五种现实的“行”；但问题在于人类不可能满足于只是分散地具有五种“行”，所以还必须通过“人道”对五者进行统一以通至“善”和“德”，这一点通过身心问题所引发的“慎独”得以解决，然而由于“圣”之一行非一般人所能开启，这就导致了“四行”与“五行”、“善”与“德”的分歧，最终能够完成“德”的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君子”，从此角度观察，“人道”实际上是对“天道”的复归。
池田知久的著作将帛书《五行》思想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领域。
以上就是帛书《五行》出土之后学界关于思孟五行话题的讨论情况。
总体而言，帛书《五行》为原本已经僵持不下的思孟五行说的讨论带来了巨大震动。
久浸疑古思潮的当代学者们从帛书《五行》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从而重新焕发了对传统文献的信心以及重构先秦思想史的热情，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保持冷静态度，他们发现帛书《五行》并不能圆满地解决思孟五行的问题，从而只是谨慎地将其视野限定在帛书《五行》这个独立的文献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