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术流派简介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观点、主张相同的众多学者形成的派别，而不必有具体的组织形式。

中医史上影响深远的学派有：伤寒、河间、易水、攻邪、丹溪、温补、温病七大学派，形成中医学术发展的主流。

这些学派之间，或学派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主张不同，展开的学术争鸣蔚为风尚，有时异常激烈，针锋相对。

例如，丹溪学派提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后来温补学派主张“阳常不足，阴本无余”与之争辨：在温补学派中，薛立斋有“补肾不如补脾”之说，而赵献可则倡言“补脾不如补肾”与之论争。

如此等等，各派医家依据自己的实践提出的不同认识，实际是互相启发、补充与完善的问题，一般不存在谁是谁非，客观上推动了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

可以说，中医学术发展史就是一部学术争鸣史。

必须指出，中医史上这七大学派是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环境中形成，其学术争鸣也是在传统中医框架内进行。

随着外在学术环境的变迁和中医学术传授方式(教育)的改变，导致现代新学派的兴起，古代七大学派早已不复存在了。

本文所指的学术流派是中医学术领域现实存在的“经典派”、“现代派”和“结合派”。

这些新学派的兴起有其客观必然性，在学术上各有特点、优点和误区，它们各自发挥，多少年后，殊途同归，形成后现代科学的医学形态，而对人类健康做出卓越贡献。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学派形成的客观需要与必然众所周知，医学科学原本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也必然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为导向而不断地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且由少到多，逐步居于主流地位，其中虽有某些人为因素，但毕竟是适应社会之所需。

而在中西医学激烈碰撞中，中医学蒙受非议、蔑视、误解甚至否定达百余年之久，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其在国内地位不断下降，但毕竟卓然自立迄今，近年来还以迅猛之势流传国外，越来越被世人青睐，都是需要使然。

社会为什么需要西医?因为西医不断融纳现代科技，揭示了许多疾病的病因本质和病理损伤，疗效卓著，不可替代。

社会为什么还需要中医?因为有许多疾病西医治不了，翻开西医的内科学看，大约80％左的疾病都是这样描述的：本病原因不明，缺乏特效治疗。

这就给中医留下了存在的广阔空间。

中医有几千年的积淀，不仅能治一般常见病症，还能治某些西医不能治的疑难病症，而且中医治法方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对人体基本无伤害，疗效卓著，同样不可替代。

然而，还有一大批疾病，单用西医或者中医都难治，疗效都不好，即使对有一定疗效的疾病来说，也要不断提高疗效，才能满足社会对医学日益攀高的需要。

处在同一环境，针对相同对象(疾病)，遇上相同问题(疗效)的中西医学，在择善而从的社会选择过程中，显示出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提高疗效的探索，原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于是有“结合派”的出现。

早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前辈中医如唐宗海倡导“中西汇通”，恽铁樵主张“中体西用”，张锡纯提出“衷中参西”等，都是“结合派”形成之前，力图沟通中西的尝试，而张锡纯那张阿斯匹林加石膏治疗感冒发热的处方，则是中药加西药的代表，也有点取长补短的意思。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注定这些前辈中医不可能在中西医结合上有什么作为，他们的成就主要在中医方面，不过，其沟通中西的探索对“结合派”的形成不无影响。

“结合派”作为一个学派出现应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事。

当时，由政府组织一批高级西医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并随一批著名老中医临床实践，接着取得了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非手术治疗急腹症等多项体现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的成果。

于是，人们坚定了信念，并主张以中西医结合，创造新医学、新药学为目标。

这个派别以一批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的临床专家为代表，从之者众，现已成为中医高等教育的一个专业。

一门学科对社会需要的适应程度，是其衰退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临床上，病人和医生都不满足于仅仅是以传统中医的“四诊”为基础的诊断和疗效判定，要求用西医的病名诊断和检测结果，已是普遍需要。

与此同时，现代观察入微的检测方法，揭示的许多无症状性疾病，以及某些疾病的早期或经治疗的后期，检测结果有异常，而中医宏观“四诊”无异常，使中医陷入“无证可辨”、“无病可治”的困惑。

客观需要促使中医临床上自然而然地引入现代检测方法，做中西医“双轨”式诊断、辨证，导致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地发展，不断地扩大了中医辨证的视野，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充分发挥了中医的治疗潜力，提高了中医疗效和其疗效的确定性。

于是，主张“病证结合”诊疗的“现代派”，晚于“结合派”应时而生。

“现代派”否认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学术和提高中医疗效的惟一途径，主张中医现代化，即以中医的理法方药为主体，大力吸取现代科技(包括西医)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身。

如证候的规范化，证候关键指标的客观化、量化，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改革方药剂型，力争高效、速效、便于使用等，都是“现代派”积极倡导的。

“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为“文革”前中医高等院校毕业的佼佼者，从之者也多是近几十年中医院校毕业的临床工作者。

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任何学科都一样，如果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一批造诣高深又拥有丰富临证经验的中医认为，时下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在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地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

在临床上面对病人，能够运用中医的名词、术语描述病情，根据描述概括出病机、证候，引经据典地提出治法方药，取得疗效，这样的中医已经很少很少了，现在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讲的西医话。

把中西医结合或中医现代化解读为拆除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泯灭了中医的临证根基，丢失了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实际是中医西医化。

在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峻形势下，产生了“经典派”。

“经典派”呼吁突出中医特色，强调学习经典医籍和辨证论治的运用是提高疗效的途径，认为不要忽视和排斥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主张要按照中医学术自身特点来办中医教育、中医医院、搞中医科研和确立中医管理体制，以抢救中医学术的濒危状况。

这一派以德高望重的一批前辈中医学家为代表，毕竟积重难返，曲高和寡。

直到癸未之春，SARS暴发，举世震惊，众医棘手之际，以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为首的一批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先后收治50例SARS病人，坚持中医辨证论治，却无l例死亡，未发现特别后遗症，与西医治疗相比，显示令人振奋的优越性，而引起全世界注目，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肯。

广州何以如此疗效卓著，究其原因，与该校平日对抗击SARS第一线的中青年中医实施四大经典温课活动、明显提高了辨证论治水平有关。

于是，倾向“经典派”者，与日俱增，世界性“中医热”再兴高潮，都要求学习原汁原味的中医。

由上可见，以我国特定的学术环境为条件，社会需要为导向，促使三大学术流派的形成是必然的，而不在于领袖人物提倡与否，提倡不过顺应其趋势而已。

其实，在我国特定的学术环境中，中医向西医渗透也是必然的。

包括一些权威的西医临床书籍，都情不自禁地引用中医治法。

例如，《实用内科学》(第十版)治疗高血压病，就介绍了中医辨证施治、单方、针灸等。

目前，在我国纯正的西医是很少的，他们在临床治疗中大量使用中药制剂，如黄芪注射液、灯盏花注射液、丹参针、生脉针、柴胡针、鱼腥草针、桂枝茯苓丸、金水宝等等，虽算作是“中药西用”，但与西方国家中地道西医相比，毕竟有所不同了。

三大学派的学术观点与主张中医学术领域三大新兴学术流派的形成，表明中医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了充分地开放的状态，折射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春天的氛围。

笔者不揣冒昧试作评析。

所谓“经典派”，其学术观点、主张与特色，原本就是历来纯正中医的传承，无所谓“派”，只不过与不同观点、主张的“结合派”、“现代派”相对而言，称之为“经典派”而已。

“经典派”坚持认为，中医学不仅是“经验医学”，而且是成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几千年的医疗活动中，它以宏观、整体、动态、综合的研究方法，直接在人体上实践，所揭示的生命活动规律、疾病状态和卓有成效的诊疗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没有涉及的领域，对于这种高层次的复杂事物中的发现，用局部定位的还原、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证实不了。

事实上，现代许多研究表明，活体生理状态下的脏腑功能作用远远超出其形态解剖的界定，脏腑之间的相互作用远远复杂于形态结构上的联系，人作为一个整体被分解开来进行研究，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表现。

这就是多年来，用西医方法研究中医成效甚少的缘故。

难以否认，中医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是生命科学的范例，在科学日益走向整合的今天，其独特价值日益彰显，吸引越来越多的接受实证论教育成长起来的西方人的关注。

“经典派”一再指出，中西医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虽然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疾病，由于研究的层次不同，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不同，二者是不可通约的两个理论框架。

生搬硬套西医模式搞中医教育、科研、办中医院，用西医标准评价中医、管理中医，把中医一步步地推向名存实亡之路，实际上是一种只有科学文化上的模仿性，没有自信心的民族虚无主义表现。

“经典派”拒绝“落后”、“保守”的指责。

认为中医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是先进，还是落后，其最终判断标准是疗效，而不在乎方法和手段。

举例说，对某一病种的治疗，西医采取的方法、手段现代科技含量很高，但疗效不高，或者其毒副作用与疗效相等甚或过之，而中医采取传统汤剂、膏丹丸散治疗，没有什么现代科技含量，但疗效高过西医，又对人体无伤害，对此病种而言，谁先进、谁落后，不是很清楚吗？所以，先进与落后不能一概而论，某些方面西医先进，某些方面中医先进，这样看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客观态度。

认为传统中医学在几千年不曾中断地发展过程中，直接在人体上实践形成的理法方药体系，丰富多采，十分可贵。

而几千年的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不过一瞬间，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脏腑器官、体质代谢差不了多少，除极少数病种古有今无或今有古无外，绝大多数病种古今都一样，古代用之有效的理法方药，今天用之同样有效，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

何况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临床思维，放之于千古而皆准。

其蕴藏丰厚的积累，是人类战胜许多疾病的犀利武器，医疗潜力很大，可持续发展，强调努力继承、发掘，就视为“保守”，实是对中医学术真谛的无知。

基于上述理念，所以“经典派”主张保持中医特色，坚持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理法方药自成体系的发展方向。

期望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与温课，重视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等，把中医辨证论治的疗效，提高到清代末年的水平。

然而，“经典派”不可不知，世界的事物往往优缺共蒂，整体观念是中医的优点，其缺点也在于此。

中医传统的整体观念，对人体生命、疾病的观察限于宏观整体领域，具有不完备性缺陷。

这反映在临床上，表现为轻视或忽视局部病变特性，及其与整体联系的观察与治疗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