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Apr.2008第28卷第2期JournalofYunyangTeachersCollegeVol.28No.2

YYSZXB61地域文学研究的文学人类学思考———以西海固文学为例

马海峰(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宁夏固原756000)

[摘　要]地域文学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在地域文学研究中,不管是对于地域作家(群)的研究还是对地域文学或地域文学流派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域环境、地域文化(民俗)以及蕴于其中的生存哲学。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地域文学,能拓展视野,突破创作和研究的狭隘,深化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地域文学;文学人类学;西海固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72(2008)02—0061—04

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自古以来就非常密切,有众多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以地名或地域特色命名便是佐证。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从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一直讲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文,分别介绍了它们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表现,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并认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溶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1](P3)梳理了地域性在文学

史中的概况。但是,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却是很晚提出的。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有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包括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魏建、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文学、地域文学流派、地域作家(群)是文学史给文学、作家分门别类的重要依据,也是各类考试的重要知识点。但是,文学所指决不仅仅是某一范围内的人情世故,它指向人类、民族、家国,流向世人相通的爱恨情仇,伟大的作家即使写地域性题材也不局限于地域而是指向“人”的。在真正文学的意义上,没有地域而是“所有”。但另一方面,作家又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的,自身及其作品存在与生俱来的地域特征。从已做的研究看,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紧要关系自不待言,但是,目前的文学地域性研究反而阈于地域而缺乏“人类学”视野,这正是本文提出的基点。以文学人类学的视野研究文学的地域性当有广阔的前景,也有利于拓展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领域。地域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精华乃民族文化之底蕴,因而地域文学在一个层面上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文学的地域性,能拓展地域文学的视野,突破创作和研究的狭隘性,深化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打破西海固文学研究中方法单一的现状。不管是对于地域作家(群)的研究还是对地域文学流派或地域文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域环境、地域文化(语言民俗)以及蕴于其中的生存哲学。下面从这三方面,结合西海固文学实例,予以探讨。

＊＊＊[收稿日期]2008-02-29

[作者简介]马海峰(1971-),女,回族,宁夏固原人,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助理馆员,主要从事地方语言民俗和图书馆学研究。YYSZXB62

一、文学与地域环境每个作家都有其地域背景,只是在写作中存在表现多寡的区别。生长在特定地域里的作家,他对自己的生长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情感体验,他了解自己地域里的山川风貌、人文景观、民俗习惯、人物心态等,这些表现在作品中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要使作品具有地域色彩,作家一般会展现该地域在自然演变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山川风貌、人文景观,所以在作品中对本地域的山川风貌、人文景观的描绘,易于使作品产生特定的地域氛围,使读者有身临该地域之感;地域语言是该地域人的思维习惯的体现以及思想表达、情感交流的工具,因此,在作品中使用地域语言,不仅使作品内容的表述具有地域特性,而且同时也使读者从作品的语言中感受到作品的地域气息;每个地域在其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与其他地域不同的风俗民情,从而显示出该地域的独特性,因而在作品中表现自己所在地域的风俗民情,将会使作品散发出独有的地域信息来。西海固作家群的创作中就有着当地环境的深深烙印,这块土地“承受过太多的苦难和贫穷”(雷达语),并且还在继续承受着。“西海固”这个词本身也演绎成了贫穷干旱的代名词。这块土地是作家的精神渊薮,也是其素材的来源,作家们一个个在其中汲取着不竭的营养,“在他们的意象库存中,村舍、田园、土地、山岭、磨坊、旱年雨水、大雪、干涸等等,是最重要的语言珠贝和文学资源。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西海固籍的作家未写过与旱灾无关的文字。”[2](P93)从作品的名称中就能窥其一斑,《旱年》、《羊的月亮》、《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父亲与驼》……其实,在这里,众多的环境意象都可以用一个词———“土地”来概括。“那种人与土地的相亲感动了我”,“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间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3](P677-678)但是,西海固作家所表现的,并不仅仅是对西海固地域环境的深情缅怀,“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焦虑、烦恼、痛苦、压抑,不仅仅是宁夏和西部的,也是整个中国的,甚至是全人类的。”[4](P674)(张贤亮语)正是这样一种地域与“全人类”的关系,需要不仅对地域文学的关注,更需要以文学人类学的视眼审视之。例如,干旱、水、雪等这些意象,不仅与西海固紧密相关,也是人类文化迄今为止所关注的命题;庄稼、村庄、收获歉收、生灵等,可以说是中国乡土文学长久以来表现的母题;还有人与天、与地、与命等,都是表现地域又超出地域的文学事实。在西海固文学中,土地“是充满了灵性与神性的生存空间。它不再是与城市文明相对立的异在,也不再是城市生活失意者的虚幻的`梦中乡土'。土地就是土地,哪怕荒凉如废墟,贫瘠如大漠,西部的农民也会全身心地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生活。”[5](P688)这种热爱,

使人与土地熔铸成了一体,土地因为人的触摸而具有神性,人因土地的厚重而身心旷远。郭文斌在《开花的牙》(《六盘山》2000年第1期)中表达了对这片土地上生与死的追问,在创作笔记中写到:“小说的概念不复存在,犹如置身一片久远的草地,视线被一种带着露珠的阳光打湿,一切都回到了`当初'那个样子,才发现我们的心灵积了怎样的一层灰尘,洗礼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生是美丽的,而死虽然不是喜庆,却也不是悲凉。”不是喜庆、不是悲凉与苦难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新的对照。死是生的延续抑或注解,对“死”思考是这土地的一种声音,它超出了西海固。它需要的不仅是回应、关照,更需要理解和尊重。

二、文学与地域文化(语言民俗)地域文化(语言民俗)往往成为某文学流派表现的文化底色。自新时期以来,文学刊物、文学团体、文学流派山头林立,百家争鸣。有些沉淀下来进入了文学史,有些早已消逝,还有些正在酝酿、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活跃了文坛,丰富了读者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使文坛鱼龙混杂。陈文新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指出,文学流派意识包括三个层面,即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可见,从文学史的流派意识来看,“统系”和“盟主”意识都离不开文坛权力角逐的阴影。我们很难机械地用这三个类型划分地域文学流派,大多情况是兼而有之,并且大多数地域文学并未形成流派,其中存在文学观点上的分歧但又有宏观上的相似性。因而,仅以文学的眼光审视那些作家(群)和作品是不够的,这正好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留下了领域,也能够更深入地透析地域文学。西海固文学表现了一种深沉的苦难意识,具有浓郁的本土经验。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质贫乏的生活中人们要取得坚定的力量与之对抗,如果缺乏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支撑恐怕是难以为继的。

马海峰:地域文学研究的文学人类学思考YYSZXB63

而精神的力量除了来自对土地、对水和对粮食的深重感情和召唤外,信仰成为人们面对艰难时世的核心力量。不管是汉族的“天”还是回族的“真主”都成为各自的精神依托和归宿,在此神秘力量激励下,他们能够克服物质的极度贫乏、现实的各种苦难,就如石舒清的《小青驴》中老得像一截榆树根的姑太太咀嚼着苦菜团子一样,这就是生活,是命,对沧桑有了一种坚韧和坦然。也如张承志《心灵史》中所表现的,信仰占据了人精神心灵的核心,也成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生延续的追求。人与物的特殊感情和联系也是西海固文学通常表现的主题。在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我们看到回族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被宰杀的老牛之间难以诉说的一腔柔情;在漠月《父亲与驼》中,父亲与他喂养的骆驼是如何“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感情联结。许多篇目中,人与物已经超离了所属(主人与占有物)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了生活的内容,进而构筑着“家”的存在。西海固历史上丰厚的文化积淀、自然风情、民俗礼仪也成为作品表现的内容。虽然在西海固文学中所表现的文化是较单一的,作家将目光集中在了乡村、土地等乡土体验之上,缺乏对城镇生活、对现代气息的表达,但他们的表述和体验是深刻的,这种深刻已不能停留在仅仅对某一位作家或作品的分析上,也不能停留在文学层面的分析,西海固文学所传达的是这里人们的另一部“心灵史”,是其生活和精神的充分展示,也是在这里(文学),出现了他们的代言人,展现了他们无从发出的声音。这声音被压抑太久,即使干涩,也能穿透人心魂,那是他们长久生命运行的喘息。对于其中所蕴藏的文化若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无疑会失之肤浅和偏颇,它需要新的眼光和方法探寻被深埋的因子,我想,文学人类学是适合的。 三、文学与生存哲学任何地域文化包括地域文学,都包含着人在其中的核心价值,可能这里没有人文精神的全部,但在广义上,二者是相通的。人,不仅以主导者的面目出现,而且以文化的身份显现其中。人和文化也就变得彼此难分了。在西海固作家笔下,“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抒发心怀天下的知识者的忧患心声,弘扬人类圣洁而美好的精神与信念,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便自然生发,决不做作。”[5](P687)对于自然浓重的生命底色的描绘,是他们生命体验的传达,也是对于人生思考的抒发。“贫瘠的地域和苦焦的人们不仅仅只拥有苦难,比之于生活在`幸福'当中的人们,他们拥有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情怀。他们的灵魂也许是孤单的,但并不脆弱;他们的声音也许是单调的,但强劲而宏大。”[5](P688)如虎西山的诗《猎人》写到:“猎人深深地走进山/走/进/直到把自己/走成山的宁静的心脏”;单永珍的诗《向日葵:晚风向西》写到:“哦,那个背负经卷的朝圣者/季节的苦难以黄金的馈赠呈现更深的忧郁”。“山的宁静的心脏”和“朝圣者”几乎可以成为西海固人和西海固文学的隐喻,以坚定的形象与自然(山)融为一体,以“朝圣者”的姿态,直面人生和命运的舛变。“渲染着一种返璞归真的审美理想,展示了人的生命的酷烈悲壮和苦难生存中的灵魂救赎,张扬着一种经历苦难,战胜苦难,好好活着的生命意识。”[6](P396)人与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