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第4期1999年8月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S 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Vol.23No.4Aug.,1999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Ξ王继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
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
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关键词:湘军集团;晚清朝廷;政治;互动关系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1999)04001208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
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先是利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是利用湘军集团稳固其统治。
但是,猜忌、防范、牵制却是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湘军集团存在的整个过程之中。
清政府起用曾国藩,并不想他造就一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国家制兵———八旗与绿营的常规部队,而是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
1853年1月21日,道光帝发出上谕,云:“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指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托。
”①显然,清廷的本意很清楚,与同时委托的其他团练大臣一样,只是希望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任务也是“搜查土匪”之类的事②。
清廷在此刻并没有意识到太平军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八旗、绿营之如此不堪一击,所以沿袭历史的老办法,以为可以用团练之法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然而,对当时政治军事深刻了解的曾国藩,对八旗、绿营的腐败有清楚的了解。
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响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随,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袭Ξ收稿日期:19990506 作者简介:王继平(1957—),男,湖南双峰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生处处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
”③所以他决定“别树一帜”,“于省城立一大团”,“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侪,不求速效”④。
根据这一设想,曾国藩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练成了战斗力远远超过清朝国家制兵的强悍之旅———湘军。
然而,这样一支“别树一帜”的湘军,既有取代八旗绿营的潜意识,故而从编练之日起,就无不受到朝廷与地方官吏的猜忌与防范。
早在曾国藩长沙练兵之时,由于表现得过于侵官越俎,插手绿营事务,受到前后的巡抚潘铎、骆秉章、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思培以及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等人的排挤,甚至发生了冲击曾国藩私宅、杀伤其随丁的事件。
地方官吏的排挤和绿营兵丁的发泄,表面上是由于曾国藩的侵权,实际却反映了地方官和绿营兵将对传统体制的维护。
按照清制,各地的绿营兵向由总督统辖,总督之下则由提督统领,巡抚以及各级文官例不能过问。
且曾国藩此时只是一个“不官不绅”的帮办团练大臣,就染指绿营事务,无怪乎要招至忌恨了。
巡抚骆秉章对绿营兵冲曾宅一事,充耳不闻(他的住宅仅与曾宅一墙之隔),事后还亲手释放肇事者,令曾氏尤为难堪。
尤具深意的是,副将德清以及依附德清的提督鲍起豹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更说明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
当初曾国藩刚从衡州出师时,咸丰皇帝就心存戒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⑤。
这是明显的提防与猜疑。
然而,咸丰皇帝又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那就是绿营的溃败以及太平军的神速进军,使得他不得不利用曾国藩。
故而,清廷对他采取的是“又打又拉”的方针。
靖港战败、湘潭大胜,咸丰皇帝一面说“从重治罪,实属咎由应得”,一面又说“加恩免治其罪,即行革职”,“带罪自效”⑥。
真令曾国藩既惶恐又感激。
清廷对湘军的既利用,又戒备的措施,特别表现在对曾国藩的问题上,既要求他不断进攻驰援,与太平军死战,同时又长期不肯信任他,不授以正式官职,让其保持“不官不绅”的团练大臣的尴尬地位,让其在办事过程中多方受掣。
所谓帮办团练大臣,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是朝廷的命官,亦非纯粹的地方绅士。
这就使团练大臣处于一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这样可以使团练大臣在募勇、练兵等方面较少受到封建官场陋规及某些规定的制约,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团练大臣要取得成功,取决于地方官的支持与否,这里既包括地方官个人的素质、还包括清政府有关地方体制问题⑦。
曾国藩深知其中奥妙,一直希望摆脱地方官的牵制———通过清廷授予他地方官职。
早在长沙练勇引起与地方官和绿营的矛盾时,他就说:“官场伦次,各有职司,置此不官不绅之人,哽塞其间,于人觉耳目之非是,于吾则乖之并乖。
”对清政府来说,又何尝不知团练大臣的苦衷,只是出于对曾国藩及湘军的戒备,始终不肯改变。
即使已经授予同样为团练大臣的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也不肯赏给曾国藩。
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兴起,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然而,曾国藩署抚仅七天,他的谢恩摺尚未到达朝廷,咸丰帝的另一诏谕已达:着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同时还数落了曾国藩一番,说他“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并且把巡抚一职授给与曾国藩不和的原湖南按察使陶思培。
真令曾国藩无可奈何。
咸丰帝的这一转变,还是出于戒备。
据说,咸丰帝授职曾国藩之后,一军机大臣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⑧咸丰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⑨,于是又改变了他的即兴之作。
咸丰帝的这一改变,令曾国藩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立不少战功,却办事多受牵制,极为不顺。
特别是在江西的两年,真是举步维艰。
王定安撰《湘军记》论说道:“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牛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
”⑩曾国藩当时也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醋而获咎。
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 λϖ特别是在江西为筹措湘军粮饷,接连碰壁,令曾国藩心灰意冷,最后借父死丁忧,回籍去了。
时在1875年3月。
当曾国藩三个月假满,他上奏咸丰,要求在家终制,行以退为进之策,开始咸丰帝不同意,以为“剿贼吃紧”,应回营“力图报效”。
于是曾国藩再次上奏,来个讨价还价,请求开除兵部侍郎缺。
同时,又另上《沥陈办理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
在这一奏折中,曾31国藩列出三点困难:一是“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是客军虚悬,宾主歧视,于筹饷、劝捐、抽厘极为不便,因为“身非地方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三是关防屡经更换,往往被疑为伪造,朝廷的各项指令,亦由廷寄而非明谕,也令人“讥议”。
所以曾国藩认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λω。
曾氏的这一番话,虽非虚言,但也不无邀官要挟之意。
这样就使本来心存戒备的朝廷倍增疑虑,于是咸丰帝顺水推舟,开缺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又使他碰了一鼻子灰。
尤使曾国藩心寒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湘军节节取胜,原来他的部下如李续宾已授浙江布政使,并加巡抚衔,水军统领杨载福也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胡林翼早已是湖北巡抚,加太子少保衔。
虽经胡林翼奏请起复曾国藩,但朝廷仍然不加理睬,把曾国藩晾在一边。
直到1858年7月,浙江诸军群龙无首,亟需“素具声威之大员”统领,又经给事中李鹤章、巡抚胡林翼再次奏请起复,咸丰帝才下诏令曾国藩回营。
曾氏此次再不讨价,奉到上谕三天后即起程。
从此以后,曾国藩的处境才逐步改善。
这是因为,咸丰帝已经看出,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的主干力量,不加利用,是达不到目的的。
1860年6月,浙江“军情万分危急”,清廷在浙抚王有龄及杭州将军瑞昌的催促下,为了促曾国藩驰援,乃下诏令曾国藩加赏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显然,这是朝廷无可奈何之举。
曾氏幕僚赵烈文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援。
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户衣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
” λξ这反映了清廷的利用之策又占了上风。
到同治更元,西太后掌权,采取了对汉人稍更信任的态度。
西太后上台仅18天,便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外,统筹江、浙、皖、赣四个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又给曾国荃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
在此前后,湘军其他将领也各有所得。
左宗棠继咸丰十一年12月任为浙江巡抚后,1864年4月,又补授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李鸿章则于同治元年三月任为署江苏巡抚;曾国荃也在左宗棠晋升闽浙总督之后,补授浙江巡抚。
其他如蒋益澧授浙江布政使、陈士杰擢江苏按察使。
真可谓皆大欢喜,湘军达到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清廷并没有放弃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和戒备,特别是曾国藩攻占金陵前后,对于这位拥军30万,直接统治和节制江、皖、赣、浙、湘、鄂、闽乃至粤、桂、川的重臣,以及控制整个长江水面,拥有半壁江山的湘军集团,更是严加戒备。
清廷的措施有二:一是拔擢湘军其他将领,压抑曾氏兄弟,以达到牵制曾国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