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高二下学期语文3月月考试卷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 (共3题；共32分)1. （6分） (2017高一上·武邑期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

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

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

《尚书·五子之歌》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

《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

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

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

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

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

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

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

”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

这样，儒、道、墨、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1）下面有关“朴素为美”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A . 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只要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就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B .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大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

C . 朴素为美不仅在中国美学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D . 艺术创作对客观存在的现实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是老子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

（2）下列表述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B . 《尚书·五子之歌》中旗帜鲜明地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的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

C . 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美学思想，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强调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

D . 法家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 . 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在美与真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主张。

B . 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的，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时，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C . 法家同老子、庄子、墨子一致认为绚烂华丽是“丑”的外表装饰，因此追求华丽之美必然导致国运衰颓、民心离散。

D . 在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思想家在美学思想上达成的共识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

2. （13分） (2017高二下·包头期中)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轶事之外的辜鸿铭——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

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

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

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

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

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

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1857—1928）。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

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

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

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

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

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

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缘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

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

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及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

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

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

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

连载于《学术集林》的《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

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

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30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

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

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

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

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可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

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

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

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

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

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

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

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

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

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并非无稽之谈。

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

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语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

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

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

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

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

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

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

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

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