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尹延安摘要《中国译学大辞典》相关条目勾勒出来华传教士翻译史图景，描述了这一特殊主体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所呈现的主体复杂性、译事阶段性、译介传媒多层面和外汉翻译双向性等特点。
在辞典条目分析基础上，文章最后对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代表人物、术语翻译、《圣经》汉译、早期翻译教学等条目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
关键词中国译学大辞典传教士翻译史翻译特点条目完善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译学辞典》）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中外古今并蓄、流源支脉兼容”的译学术语辞典，不仅汇集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还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轮廓和翻译学科的发展要点。
辞典相关条目充分关注了来华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晚清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译学大辞典》对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的书写1．辞典中传教士翻译条目分析《译学辞典》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主要分布在“分类词目”第25项“翻译史”、第26项“国外人物”，附录一“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之中。
从数量上看，传教士翻译活动在相关条目中所占比例颇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翻译史”条目共124条，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占25．5%。
“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130条）的73．1%。
此外，“国内人物”中徐光启等12人与传教士进行过翻译合作，他们成为“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方式的直接演绎者。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传教士翻译场域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07—1911）”（项目编号：12YJC740132）资助成果之一；浙江农林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资助项目（2009RC09）。
2．从条目内容看传教士翻译特点《译学辞典》中所涉及的传教士翻译活动肇始于唐朝景教，元朝时也里可温教也有短暂传播，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基于“学术传教”策略而蓬勃开展的西学科技翻译持续了近200年，后因“礼仪之争”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陷入停滞，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而步入新的阶段，翻译活动范围大大扩展。
整体来看，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主要特点是：（1）译者主体复杂性。
就译者身份而言，后来有不少人兼传教士与汉学家于一身，我们大体可以将这些来华传教士分为三类。
一是通过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产生影响的开创者，如马礼逊的英汉双语词典编撰；二是将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的文化使者，如理雅各的四书五经英译；三是希冀通过翻译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者和观察者，如傅兰雅的西方科技作品汉译。
（方梦之2011：371—374）而不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体意识更是千差万别。
首先，抱着“宣扬上帝”共同理想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分属不同差会（如早期的耶稣会，19世纪的伦敦会、长老会等），存在不同的宗教利益，加之所处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知识水平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从而使得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体现阶段性的同时凸显复杂性。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和晚清的西学翻译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上由于时代、赞助人、传播媒介的不同就存在较大差别，而因God 翻译所产生的“译名之争”（Term Question ）和《圣经》译本的不统一性更是明证。
（方梦之2011：339）其次，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参与“明末历局”的科技翻译（方梦之2011：345），清初又能教授皇帝西学知识，其翻译活动应该说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其译介活动是传教的迂回手段。
而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虽也在洋务派的官方翻译机构任职，但其翻译和教学具有社会实用性，译介作品既有书籍，亦有词典、教科书和期刊中的文章，权宜性的翻译手段变成了经常性的目标，译介内容中世俗性作品上升到主要地位。
（方梦之2011：353—354）（2）译事阶段性突出。
相较于唐代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教的翻译，明末清初和19世纪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基于耶儒合流的“学术传教”策略，为赢得在华传教地位，在加强汉语学习的同时，利用西方的制造和科技方面（主要是天文历算、数学、地理、力学方面）的知识来博得中国士子之心，并成功走进皇城，主持历局，修订历法。
（方梦之2011：344）士大夫中的开明之士也基于对西方科技的好感而与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指算》、《坤舆图说》等120种科技文献被译介入华，极大地开阔了国人视野。
（方梦之2011：345）由于当时天主教内不允许私自翻译《圣经》，来华传教士只能对天主教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译述，也就只能出版《天主实义》、《交友论》等阐述性的教义译文。
但此类宣传宗教的小册子具有文学翻译的性质，比如第一首汉译英诗就可看作是“文学翻译”之始。
（方梦之2011：345）因“礼仪之争”而中断近百年的中西交流随着伦敦会士马礼逊在1807年进入广州而渐露曙光。
此时教会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来华教士多是基督教新教教士，他们的译介55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65辞书研究2012年第4期活动以鸦片战争为界，前后两个时期的活动大不相同。
19世纪初期来华传教士的目的是学好中文，尽可能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传播福音。
比如，马礼逊在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进行《华英字典》的编撰，并积极进行《圣经》的汉译。
（方梦之2011：371）但鸦片战争之前的传教士在华活动仍然是受限的，他们必须依靠马六甲、新加坡等南洋中转站来进行宣教活动。
比如马士曼、马礼逊和米怜等译为汉语的《圣经》就不得不在印度、马六甲出版后再运到中国散发。
（方梦之2011：573）而此时的清政府仍处于天朝帝国的醉梦中，对世界格局知之甚少。
而林则徐、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对传教士通过报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出版机构（如英华书院）所译介的史地、天文以及少量经济方面的著述非常重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梦之2011：380）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是江河日下，西方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中国各地，香港、广州、宁波、上海成为教会聚集地，北京作为政权核心地带亦是教士聚集区。
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是“西学东渐”的翻译高潮时期，并带动了国人自主的翻译活动。
（方梦之2011：353—354）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60）。
除了以往的宗教性著译以外，数学（伟烈亚力译）、格致学和医学（合信译）等方面的译著增加（方梦之2011：372—373）。
同时，墨海书馆和《六合丛谈》（方梦之2011：348）两个传播媒介的创立使得译介活动大大增强。
二是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有了真正的危机感，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
以傅兰雅为代表的传教士在洋务派主办的翻译机构（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里发挥着主要作用，翻译了大量应用技术、法律、外交方面的书籍，并从事翻译人才培养工作，而他们新创办的《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格致汇编》和益智书会、广学会等中文报刊和知识传播团体大大扩展了西学译介领域。
（方梦之2011：349—350，357）三是维新时期（1895—1900）。
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国内变革维新呼声愈高，传教士也意识到西方科技对中国也只是治标之策，于是借助广学会和《万国公报》，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译介大大增加。
但随着中国人自主翻译人才的兴起，以传教士为主的翻译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3）译介传媒多层面。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以及传教手段的不断丰富，19世纪来华传教士译介作品的传播已突破了明末清初的口耳相传、小册子、官方刊刻等传播范围有限的传播形式，发展为印刷厂的大规模印制，通过双语词典编撰、多种中英文报刊售卖、赠送，以及翻译机构或宗教机构（如教堂、医院、教会学校）的教学、布道活动进行广泛传播。
（4）外汉翻译双向性。
来华传教士不仅将西方的《圣经》和科技、社会文化知识译介到中国，同时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将中国的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翻译成不同文字，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诗经》从16世纪开始就被翻译为法文、拉丁文、德文、俄文、英文（方梦之2011：346），理雅各的五大卷《中国经典》英译（尤其是注释）更是无人能及（方梦之2011：372）。
3．从条目内容看传教士翻译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传教士与其中国合作者译介的宗教或世俗知识，以书籍（教科书）、报章杂志、字典等形式在中华大地流播，同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介绍又引起西方的“中国热”，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能不说是相当厚重的一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史。
目前对晚清翻译，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翻译活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广泛而又深入，但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对鸦片战争前后至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研究明显不足。
传教士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而言，其影响是全面而又深远的。
从社会文化角度而言，其影响有三方面。
一是广见闻。
史地著作的大量译介、报刊中各国近事的报道等打破了中国人的优越感；而大量西方“奇异技巧”的引介更是让上至皇亲国戚、士禄大夫，下至黎民百姓大开眼界。
二是启民智。
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和晚清“西学东渐”两次翻译大潮，历算、天文、格致、化学、医学、法学、经济学等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被译介进来，对中国社会改革思潮起到了明显的推进作用。
（方梦之2011：345，353）三是育人才。
传教士一方面在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洋务机构任外文教习和译员，将专业与翻译训练相结合来培养翻译人才；另一方面在教会学校中积极招募学生，利用益智书会等传教机构进行教科书编撰（方梦之2011：349），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
从语言层面来说，传教士为传播西学而在翻译中创制新术语是一大重要贡献，作为语言大家的严复尚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其难处对身处异邦异文化中的传教士不言而喻，更何况是不同学科的新名词创制。
利玛窦、傅兰雅等不同时期的翻译者都对译名之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通过对这些新词语的确立与流传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进行的复杂的译介探索。
（何绍斌2008：217）以往很多学者认为晚清中日文化互动中的日语借词是近代汉语新词的主要来源，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日语从传教士编撰的英汉双语词典中借用了英语的汉字译法（陈力卫1994：281），诸如后缀“学”所构成的双音节词等均应归功于传教士（马西尼199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