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作者：商传《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2日11版）演讲人：商传演讲地点：浙江义乌商城讲坛演讲时间：2015年10月商传，1945年生，河北保定清苑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走进晚明》及论文《明初商屯质疑》《关于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评价问题》等，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主编《明文化丛书》，并撰写其中《明朝文化概论》。

晚明社会转型最终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了，中国从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

回首明朝灭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剧，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是张居正，还是万历皇帝？或者是东林党与阉党？抑或是那个时代从上至下的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是改朝换代。

每个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短不过数十年，便都灭亡了。

自秦统一中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建立与灭亡，即“初”与“末”。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不仅有“末”，还有一个时段被定义为“晚”，这三个时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与“末”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晚”的时段相对“末”要长些，一般都尚有数十年时间的延续；二是被称为“晚”的时代，虽然出现颓势，但是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三是“晚”的时代，一般都具有社会变迁的特点。

被误读的晚明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晚”的时代中，晚明最具特色。

因为晚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外来干预下的自身的社会转型。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同晚明时代始于万历时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约七十余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彩的一幕。

从传统观点看来，晚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宗万历皇帝的荒怠开始的，明朝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弊端，尽显现于此时。

而且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

也就是说，明朝自万历时起，其虽未亡，而亡势已定。

万历朝虽然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繁多，但即谓之为明亡之始，则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是对于晚明历史实质不甚了解的误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主要原因：1.清朝统治者为说明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刻意夸大明朝的失误。

2.明亡以后，明朝的遗民纷纷找寻明亡的原因，同时对晚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多有批评。

3.清及以后的史家，在论及晚明的时候常常会与太祖、太宗时代相比，因此会认为晚明国势日颓。

4.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重于政治史研究，忽视了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

5.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

晚明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到了隆（庆）、万（历）间，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仅在城镇，甚至一部分江南农村也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

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一个名叫谭晓的农民，他采用收买抛荒田地，雇佣劳动，利用农林养殖等生产方式，成为农村新富裕阶层的代表。

这条史料中的情况打破了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充分反映了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

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

晚明的时代特征明朝中叶以后，明朝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称之为“由俭入奢”。

到了晚明时代，人们转为了追求纵欲与奢靡。

这起初只是官员与商人们的追求，然后是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造成“士风俭薄，民风奢侈”的世态。

促进这种变化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比如纸张的使用，洪武年间，国子监生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去，仿书发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

到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

待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

”（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成了奢侈的风气。

这种风气表现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我们从大量史料中看到，晚明至少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竞奢的风气，比如人们的穿着，“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

”（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再如请客吃饭，明朝中叶以前，一般人家是不请客吃饭的，即使偶有请客，不过家常便饭而已。

明中叶以后，“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

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

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

”（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这里所说的通州，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

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

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

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万历〈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仅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的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

正当晚明奢靡风气盛行，而人多以为忧的时候，在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名叫陆楫的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享受奢靡的同时，所有与此种奢靡相关的生产服务，也都从中获利，得到了奢靡者之利，因此也便养活了许多小民：“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

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这种公开为奢侈消费辩护的理论，明显代表了工商业的价值取向。

晚明政治的变化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

”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

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

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

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

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

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

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

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从积极方面看，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

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晚明社会思想变迁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

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时总结了如下的要点：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旧时的等级，这在当时被称为“僭越”。

打破旧日严格的等级，是向非等级的阶级社会，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

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几点历史思考晚明既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明朝毕竟灭亡了。

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结晚明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国家权力异化国家公权力，本为平衡各利益群体之诉求，解决社会矛盾之作用。

所谓“异化”即其失去上述作用，而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

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制度约束的税费征收。

其中最称典型者，莫过万历矿税之祸。

万历矿监税使四出，固然出于神宗求利心切，而近侍无不以为此乃不可失之发财机会，加之官民中应和者及其间的掮客们推波助澜，终于将一个本可成为近代采矿业发展的机会导演而成为一场矿税之祸发生。

《明史》论此，称：“至（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

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

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

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

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

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但其后事态之发展，则非仅为朝廷费用匮乏，逐渐发展而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对于民间社会财富之攫取。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纳了这些捐税，就可免遭抢劫。

后来各个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关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晚明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现代国家，虽然它已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和独立城市，于是路桥税便成为政府和掌握公权力者获取社会财富的最方便的手段。

万历朝此种设卡收税与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按制征收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却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的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个名叫王临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广东审理积案。

亲见并记录下了当地的税收情况：“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

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