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摘要：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不容忽视，但是正如“人口机会窗口”理论所说，“人口红利”就像一个机会，而只有利用好这个机会才能对经济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人口红利”这个机会并不是持续永恒的。从1956年至今，我国“人口红利”已经持续了55年，这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如何使“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当前的重点。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 引言：“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但是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人口红利”这个机会并不是持续永恒的。本文就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我国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变化作简单的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红利”主要指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一现象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二、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在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增长型的转变。因此，从1956年以来，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出现了，正如“人口机会窗口”理论所说：“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个机会才能将其变为红利。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奇迹”则证明了“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消费、投资、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在“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这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丰富劳动力的收入保证了各个年龄结构层人口的高消费。消费持续于人的一生，特别是中年阶段消费更高，而丰富的中青年劳动力的劳动收入为各个结构的消费提供了来源，因此当前中国的“人口红利”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2）高收入导致的高储蓄为高投资提供了资金。实证研究指出：15岁以前年龄段人口和55—59岁以上人口占比较高的人口结构和更低的总储蓄率相联系，并随着20—55岁间人口比例的提高开始出现和总储蓄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5—39岁之间人口占比高的人口结构和总储蓄率的正向影响会达到峰值。更多的的人口和更低的总储蓄率相联系。Higgins（1998）讨论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储蓄、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未成年人口占比很高，储蓄率较低，但是投资率由于适龄劳动力的供给增加而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样造成了总储蓄率小于总投资率的局面，必然需要外部资本的支持，导致了国际资本净流入，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在第二阶段人口结构逐渐走向成年型年龄结构，储蓄率增加，但投资率降低，导致国内资本外流，国际资本净输出，经常项目开始转为顺差。在第三阶段人口结构步入老龄化，储蓄率降低，投资率出现先较低在慢慢上升的现象，最终导致国内资本不足，国际资本不断流入，使得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减少有顺差变为逆差。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大量的储蓄可以转变为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储蓄作为流动性较强的财富，可以随时提取满足消费需求和灵活的投资需求，因此造成对于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冲击。数据显示，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处于40%的高水平，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储蓄率在15%左右，因此，可以看出“人口红利”通过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 （3）低劳动力成本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依靠我国的适龄劳动力丰富产生的低成本优势，我国的外贸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也得以成为“世界工厂”，促进了出口贸易额的大量增加，带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人口红利”通过低成本优势促进了出口，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人口红利”制约因素 目前影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的存在。 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从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角度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他认为只有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预期收入大于预期成本时，他们才会转移入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收益主要包括（1）进城后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收益，（2）从事城镇非农业产业就业获得的各种技能收益，（3）随着生存空间和生活条件的改变而获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的文化收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成本包括（1）一次性转移的搬迁费用、季节性或兼业型就业的城乡往返交通费用，以及有关各种身份转换的证件和手续费用等迁移成本，（2）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而放弃的务农收入等机会成本，（3）由于城市的自给自足程度低而产生的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城市生活费用，（4）农民进城务工改变了习以为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交往方式所付出的心理成本。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务工的预期净收益为正时，才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改善适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益没有变化，而预期成本却在不断攀升，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限制。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的预期收益来看，首先看经济收益。近20年来，进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2004年统计数据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比1992年仅增减68元，而当地经济年均增长率却在20%以上。深证作为最早的经济开发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收益尚且低至如此，更何况其他的中西部地区。其次看技能收益。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39.1%、17.3%和25.5%。不难看出，这些农民工多分布在对技术、技能和知识等要求较低的行业，因此，进城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技能收益的机会是相当有限的。再次看文化收益，大多数农民及其家庭转入城市后长 期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由于收入较低、学历较低、工作环境恶劣等原因，他们在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上带有明显的内凝性质，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这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的文化收益十分有限。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的成本来看，首先看迁移成本，今年来交通成本明显上升，甚至出现春节农民工“一票难求”的现象，同时，由于城乡的户籍差异，农民工在各种证件手续方面的费用也是居高不下。其次看机会成本，今年来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并且基本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越来越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再次看城市生活费用，房价不断上攀，基本农产品价格高位运行，这些都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最后看心理成本，被排斥在城市文化之外，交际圈狭窄等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的心理成本加大。
三、科学推动收获“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正是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1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为此，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充分利用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带来的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实现最大化就业“、人口红利”最大化利用，同时要致力于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制度性障碍）。 （一）是要抓住机会利用最后的“人口红利”之机，大力促进就业型经济结构的增长。树立就业优先原则，把人口结构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首先，大力促进就业型的经济增长。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能否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我国完成人口结构转变的时间较短，为经济增长提供的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时间较短，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不可避免。因此，现阶段劳动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时间。而保持较高的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应倡导就业型的经济增长，把人口结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抓住机会利用最后的“人口红利”。其次，要树立就业优先原则。以就业优先统领各项经济政策，以就业为标准排定政策取向的优先序；大力开拓国内外就业门路，搞好剩余劳动力输出；依据就业优先原则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开放，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人口红利”“大头”在农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扭曲型”的边界约束，形成了许多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关卡”。因此，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要加大城市开放的力度，统筹城乡发展。这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这样做，无论对农村发展，还是对城市发展，都很有好处。城市应积极通过政策手段，有目的、有序地引进农村年轻人口，以求延缓老龄化的进程，并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促进劳动力人口、就业者的职业构成、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等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高，为促进城市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高现代科技水准的人口环境。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人们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 （三）是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素质提高的投资，要努力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通过源源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形成了过分依赖非熟练劳动力投入、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虽然继续维持这种增长方式，未来可能还会有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但农业剩余劳动力终究总会有枯竭的时候。那时，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只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了。而传统的增长模式就必须进行调整，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退出，使科学技术含量和增加值提高成为产品结构的主流。因此，我国必须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高中义务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为此，必须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采取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身教育，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