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合法案件_罗诉韦德案——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Roe v. Wade（1973）原告：诺玛•麦科威（化名“简•罗”）被告：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地方检察官亨利•B•韦德原告诉称：得克萨斯州堕胎法侵犯了玫科及其他妇女的宪法权利主要起诉人：萨拉•韦丁顿和琳达•考菲法官：哈里•布莱克门，威廉•J•布伦南，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华伦•伯格，威廉•O•道格拉斯，苏古德•马歇尔，刘易斯•鲍威尔，波特•斯图尔特，威廉•伦奎斯特和拜伦•怀特地点：美国华盛顿特区法庭裁定：取消州法律中对于妇女在孕期的前三个月内堕胎的一切限制。

仅维持其对在孕期第二、三个月中堕胎所作的限制，以保护孕妇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人对你说，在美国一个孕妇想堕胎就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你也许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按照常理，堕胎与否完全是自己的事，别人搭的哪门子茬？何况美国又号称是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美国！可就是在这个既有“不自由毋宁死”传统，又引发过“性解放”运动的美国，这种怪事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话题。

每当提及孕妇堕胎的问题，支持者（号称pro-choice，选择派）和反对者（号称pro-life，生命派）都会拉开架式，从伦理道德、宪政原则、医学原理和宗教教义中各取所需，雄辩一通。

一些反堕胎的极端分子，懒得多费口舌，干脆就二话不说，撩起来福枪就向堕胎诊所猛扫。

吓得某些堕胎医生干脆改行，另一些则转入地下活动，胆子大一些只好穿着防弹衣进行人工流产手术。

总统与政客竞选公职，也得个个表态，人人站队，让选民知道自己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

甚至最高法院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法官们，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

30年前，他们在Roe v. Wade案中的判决，使堕胎问题完全浮出了水面，几乎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永恒的话题。

（一）法律禁止堕胎孕妇无权选择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堕胎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特别是中止早期妊娠，相当常见，没有禁止一说。

根据英美普通法传统，在孕妇感觉到胎动前（通常是妊娠的第４-5个月），堕胎是允许的。

但是，从19世纪开始，美国开始出现用立法制止堕胎现象，其动力不是来自通常以为的宗教界，而是来自医学界！医学界为什么这么做，原因至今不甚清楚。

有的认为，是医生想防止不断增长的堕胎游医的竞争，有的说是为了规范行医者。

1969年，美国Texas21岁的女招待诺尔马?麦科维，不慎怀孕。

她薪水微薄，且居无定所，根本不想、也无力生育和抚养孩子。

但Texas有项禁止堕胎的法律，极其不近人情。

根据这项115年前（1854年）的法律，“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任何人不得堕胎或协助他人堕胎。

慑于法律的规定，没有一位医生愿意为诺尔马实施堕胎手术。

走投无路之中，她求助律师帮忙。

为争取同情，她谎称被恶人强奸怀孕。

而这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些女权主义组织正在为妇女的堕胎权而苦苦斗争。

当时，美国流行“性解放”，男欢女爱尽情享受的同时，也常常结出性爱的果子。

但这些年轻人却不想过早承担养儿养女的责任，只好选择流产。

但很多州的法律都禁止人流，于是，有钱的就奔海外或相对宽松的州去作人流，没钱的只好找地下诊所的游医堕胎。

游医的水平和地下诊所的条件都很成问题，妇女堕胎送命的事件偶有发生。

因此，女权主义组织把争取堕胎权作为当时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案子，告到最高法院，使之成为宣布禁止堕胎法规违反妇女宪法权利的test case（典型案件）。

现在诺尔马找上门了，自然求之不得。

双方一拍即合，女权律师帮她打官司，争取堕胎，而诺尔马则同意，直接针对禁止堕胎法起诉，推翻这条法律。

对诺尔马本人来说，她只想为自己争取堕胎权，但对借题发挥的律师来说，却想改写历史，让其他美国妇女免受类似诺尔马的苦难。

为了安全起见，诺尔马化名Jane Roe在1970年3月3日，把其所在县（达拉斯县）的检察长Henry Wade告上了法庭，指控Texas的堕胎禁令侵犯了她的“个人隐私”，要求联邦法院宣布该法违宪，并下令禁止Wade继续执行该法。

不过，在6000多字的联邦宪法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公民的“隐私权”问题。

原来，1965年有桩类似的计划生育（涉及一项禁止人工避孕的州法）的案子，叫Griswold v. Connecticus。

当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

在该案的判决意见书中，最高法院指出，虽然“隐私权”一词并未在联邦宪法中出现，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一条公众权利相互交织的“阴影地带”，它成为“隐私权存在的领域”。

最高法院称，第1、3、4、5条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公众结社权、不受军队肆意骚扰权、不受无理搜查权和不得自证其罪权，都暗含了公众的个人隐私不受政府和他人无端干涉的共同内核；此外，宪法第9条修正案更进一步规定，虽然联邦宪法列举了公众权利，但这并不能认为公众就不可以享有其他的宪法权利。

因此，“隐私权”应被视作公众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州政府不得侵犯。

根据这一推理，最高法院裁定，自由节育权是公民“隐私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否节育和怀孕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只要未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根本无权干涉。

因此，Connecticus禁止避孕（计划生育）的法律违宪无效。

即使有Giswold案在先，诺尔马能否获得自己的堕胎权也非胜券在握。

因为它只涉及了妇女自由节育（是否选择怀孕）的权利，并未触及已经怀孕的妇女能否自由堕胎的问题。

许多美国人坚信，胎儿也是人。

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说，自由地决定是否怀孕勉强可以算作是妇女享有的宪法权利的话，那么，怀孕后形成的胎儿同样享有了平等的生命权，而这也是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包括孕妇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随意扼杀他（堕胎）。

持“正统道德观念”的人也认为，只有严禁堕胎才能规范正常的两性关系，社会道德才不会沦丧。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进退维谷。

是维护未出生胎儿的“pro-life”（生命权）还是支持妇女的“pro-choice”（选择权）？而且“隐私权”与“堕胎权”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成为该案必须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它牵涉到无数美国人的直接利益、宗教情感和价值观念，因此该案一经提出，便立刻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

（二）是否堕胎究竟该谁说了算6月17日，Texas联邦地区法院的三位法官，依照Giswold案中的推论，做出支持诺尔马的判决，但拒绝颁布禁止达拉斯县继续执行该法的法院禁令，显然，它是担心引起更大的社会波动。

原告和被告对判决都不满意，案子遂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这期间，诺尔马生下了她并不想要的孩子，只好把他送人。

1971年12月13日，该案庭审，举国瞩目。

除了当事人双方外，还有36个造成堕胎的法人和11个反对堕胎的组织，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最高法院白净净了申辩理由。

双方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舌战。

首先是妇女的选择权和婴儿的生命权。

Wade的律师弗洛伊德强调，胎儿是有生命的，严禁妇女随意堕胎、保护胎儿的生命权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因此，Texas堕胎禁令合乎宪法。

代表诺尔马出庭的是女律师韦丁顿，她反驳说，宪法保护的是人出生后的权利，而不是尚未出生的胎儿的权利。

在宪法条文中，既没有有关胎儿权利的规定，也无法推理出这一权利。

作为例证，她指出，除Texas外，其他州从未认可胎儿应当享有公民权利。

禁止堕胎的作法实际上侵犯孕妇在生育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权。

对此，弗洛伊德提出，Texas并不否认妇女生育权，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应当在怀孕之前，一旦怀孕，生育选择权即告消失，因为已有作为生命的胎儿。

妇女的选择权理应让位于胎儿的生命权。

第二个问题是个人的隐私权。

韦丁顿指出，堕胎问题和节育问题一样，实际上涉及的是公民的隐私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堕胎都属于个人隐私，因此，自由堕胎理应属于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

此外，韦丁顿还把堕胎上升到平等法律保护的高度，指出，Texas的孕妇如想堕胎，往往可以到那些允许堕胎的州或海外，但花费不薄。

这就意味着，富婆可以自由选择堕胎，但贫女却没有选择。

因此，Texas 的法律没有保证穷人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权利，违反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护”条款。

在无法直接驳倒韦丁顿的情况下，弗洛伊德以退为进，承认应当保护隐私权，但强调隐私权不是绝对的。

美国政府对主张一夫我妻制的摩门教徒的管制就是最好的证明。

韦丁顿则认为，政府的确可以干预和管制个人的隐私，但必须保证不会严重伤害个人的身心健康。

而生育问题显然会对妇女身心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如果一个妇女因政府禁止堕胎而生下了有残疾的孩子，或者她是因强奸或乱伦而怀孕的生育，其痛苦感受难以名状。

对任何妇女来说，生育都是一件大事，事关她们一生的幸福美满，因此，对堕胎的选择理应是孕妇的一项“根本性”的宪法权利，禁止妇女堕胎会对妇女本人造成即时的、难以挽回的伤害，因此，法院不仅应当充分肯定和保护原告的堕胎权，而且还必须颁布法庭禁令，禁止县和州两级政府继续实行该项法律。

控辩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难分高下。

而此时最高法院恰好处在新老更替中。

虽然国会批准了Nixon 总统对Lewis F. Powell, Jr.和William H. Rehnquist两位新法官的提名，但他们尚未宣誓就职。

因此，只有7位大法官参加了庭审。

首席大法官Warren Burger请Harry Blackmun大法官起草判决书。

后者曾经是一家著名医院的法律顾问。

Harry琢磨了数月，才在1972年5月搞出一份判决书草稿。

其他法官称，这个宣布Texas法律违宪的裁决书，理由还不够充分，需要加强。

Harry自己也有同感，认为还是在秋天再进行一次庭辩为好，这样就可以听听两个新任大法官的意见。

随后，他一头扎到了医学图书馆中，花了好几个星期，研究堕胎的历史。

1972年10月11日，在间隔了10个月后，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第二次庭审。

尽管双方并没有提出更有新意的控辩理由，但大法官的心理天平却在韦丁顿律师的雄辩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韦丁顿指出，虽然他们要求最高法院保护妇女的堕胎权，但并不是说堕胎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或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都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只是想请诉求，继续怀孕还是终止怀孕的决定应当由孕妇本人做出”，而且“她也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来独立地做出这一决定”，州和县政府根本无权加以干涉。

庭审后，大法官们的观点逐渐明朗，除Byron White和William两人外，其他的7人都支持原告。

1973年1月22日，法院宣布由Harry大法官起草的判决书，它们可以看作是Harry对堕胎历史深入研究的一个成果。

从三个方面，Harry论述了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的宪法依据。

首先，法院应当保护正在承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那些不愿生育的怀孕妇女，而不是法律地位不清的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