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阿巴·埃班，1915年生于南非，曾在剑桥大学求学。

1948年，他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1950-1959年并同时担任驻美国大使。

1964年他又重新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他的演说才华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帮助以色列度过了很多重要的考验。

本篇是阿巴·埃班1955年1月11日在圣母大学的演讲，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文献。

同时，他的演讲辞也反映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努力为自己在世界上寻找定位。

他所构想的未来以色列，在经济和军事上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发展前景并不是无限的，然而，在文化、宗教、知识和科学方面，它却应该具有无限的潜能，也正是在这方面，它的存在对于人类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也为它与其他文明的沟通创造了条件。

从以色列的第一次建国，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她重新为自己赢得自由，历史已经跨越了四千年。

无论以哪种严肃的历史眼光来看，摆脱埃及人的统治，在人类进步史上都是一个真正的顶峰。

就象乔治·亨利所说：“从斯芬克斯的利爪之下，人类渴求自由的天赋得以迸发；在出埃及的号角中，我们听到对人类权利的大胆宣言。

”这些雄辩有力的话语并非夸张。

正是在跨越红海和西奈半岛的这次逃亡中，为人类保存了在法老的异教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发展的革命性观念，这就是关于上帝，关于这位宇宙的统治者，万能、惟一而不可分、正义之化身、一切造物之源泉的敬爱的天父，关于他的最高权力的观念，而从这一观念中，又衍生出了主宰人类幼年生活的那些信条和禁忌。

我们，作为这些逃亡奴隶的子孙，一直把这一事件视为我们真正命运旅途的起点，所以，在随后的所有世代，都始终铭记这段久远的传奇。

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传统要求每个犹太人在一年某个特定的时节都要背诵《出埃及记》中的这段故事，以便他能对这段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有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

这段讲述人们如何在一种无可替代的观念的监护之下反抗偶像崇拜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更为世俗的方面来看待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出埃及是人类民族解放史的最初一幕，也是经典一幕，以色列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一直鼓舞着后世争取民族独立的各种运动，给了它们希望。

当有人征询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未来的美利坚联邦应该采用何种象征物时，他们立刻都想到了以色列子女从红海两边分开的水流中逃亡、踏上自由道路的图景，建议按照它的样子来设计美国的图章。

有一句希伯莱格言敏锐地揭示了它的实质：“抵抗暴政即是顺从上帝。

”我以为，设想未来的人们会以同样的尊重来记住以色列在当代的复兴，设想以色列的历史会继续保持其坚韧的品质，这并非狂妄自大。

确实，自四千年前的那次救赎奇迹发生之后，在我们历史上还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变化相比，我们经历了殉难而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从痛苦的深渊突然爬上了新的充满机遇和尊严的顶峰。

在犹太人的意识里，七年前以色列的独立绝非一起单纯的政治或者是世俗的事件，这个日子必定会进入这个民族的节日，——这个民族一直以一种罕见的执着保存着自己各种矗立在尘世的纪念碑。

我来到这个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希望告诉大家的是，应该从人类历史的最高级维度来看待以色列的再生。

它对于人类各种精神动机的本质，从自己过去的历史中——对未来时代也许同样是一种警示——引申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而这一事件在当代的思想和写作中所引起的重视本身就足以说明，它内部包含了某种特殊的性质。

显而易见，如果以色列的再生能够永远为人铭记的话，这并非由于它所包含的任何物质方面的维度，而就政治意涵而论，以色列国也不具有什么全球的、或者是重大的意义。

我们新近赢得独立的那片领域，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非凡的，而从地理上看却那么渺小。

确实，它在古代世界里是三个大陆往来的桥梁，见证过这条大道上反复上演的人群迁徙、兵戎相见的各种历史盛剧，然而，在今天这个原子的世纪，按照这样的战略眼光看，这里不过是地球上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

桥梁并不稳固，道路也并不宽敞，在今天可以空中运输的时代，它已经不再横亘在大国征服与扩张的必经之路上。

这里的人口只有不到两百万。

我们可以揭示这一数字的实质意义，它已经是犹太民族史上所曾达到的最大人口数字。

即使如此，这些在为以色列的复兴而行动的人们，在整个人类大家庭里只占极小的比例。

所以，显然，如果我们把现代以色列看作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事件，那一定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它所达到的高度。

如果现代以色列包含了任何伟大的因素，这种品质一定是在精神王国里才能找到。

我们这并不是要否认，以色列所取得的某些物质成就让人难以忘怀，有的甚至非常感人。

犹太人作为一个集体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其他也有很多民族，他们在入侵者的铁蹄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然而，没有一个民族象以色列那样，虽然领土尽失，却表现了如此顽强的反弹力，从而，在不断的殉难与流散之中却能保持维系其统一和身份的各种要素，包括它的语言和传统，它对蕴育了自己的那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对未来复归故土的不灭的希望，等等。

很多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无论流落到何方，他们始终珍视自己内在的生活，将它与一片遥远的土地联系起来，作为它的根，而与此同时，他们中却极少有人能够亲眼看到这片土地，甚至没有什么人会存有这样的奢望。

这种联系，对从前的很多代人来说，不过是一种神秘的信仰，而在今天它却克服了各种物质上的算计，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政治现实。

无数世代以来，以色列一直与国际社会隔绝；而今天，自由以色列的旗帜再次骄傲地在这个家庭中飘扬。

这之中的某些东西，一定会引起某些研究民族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的重视，然而，这些成就之所以醒目，决不仅仅是就世俗的层面而论的。

这里，可以看到种种开拓的工作和牺牲，最终使荒野呈现出古时的富饶气象；这里，可以看到一段大规模移民的时期，把数以百万踏上归途的人们接上它的海岸；这里，可以看到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时还伴随着严重的后果，从而使得各种工农业资源迅速增加；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新型的文化正在慢慢成型，它把各类移民的传统、语言和经历，根据古代希伯莱所留给他们的印记，织出了一幅单一的文明图景；这里，可以看到人们为了战胜瘟疫的肆虐和风沙的侵蚀——这一切，曾经极大地损害了这片土地的物质环境，损害了它在历史上得到的美誉，过去，它曾被誉为“美的极至，整个地球的乐园——所做的斗争；这里，可以看到一次伟大的探索，在一个布满专制和独裁政体的地区，它尝试着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统治原则；这里，可以看到文学、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进步，这些虽然还没有能够实现古代先知的启示，但如果考虑实现这一切时的时空环境，那么它依然可以称得上前途光明，意义非凡。

在提到以色列所取得的这些积极的成就的同时，我无法略过不谈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人数稀少的民族，它的国土的四周都被持续的敌意笼罩，它为了获得安全而不得不投身到一场场战争中。

它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却成功地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国际承认，这也是以色列取得的一个醒目成就。

如果我们略过这一切成就不论，更愿意把眼光投向以色列精神方面的成就和命运，其中的原因，绝非我们认为政治、经济、生活、乃至军事史无足轻重，不屑一评。

首先，这些方面的成就，了不起的军事胜利，意义深远的经济变革，土地灌溉计划，物质力量的展示，等等，永远举不胜举；进而，即使是这样一些成就，从其外在的维度来看属于政治、经济或者社会方面的内容，然而，它们首要的意义，仍在于它们展示了精神力量的作用。

它们是人类意志力量的见证，在人类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成就比它遭遇了更严重的不利挑战，所有的时空环境都在考验它的成功。

仅仅几十年之前，在人们眼里，设想未来将在祖先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家，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念头，去做这种努力的人几乎与疯子无异。

一战之初当政治家、外交官接触到这种想法，简直目瞪口呆，以为是有人异想天开，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是通过正式的途径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而绝非玩笑。

一位英国驻巴黎大使，在我们的首任总统哈伊姆·魏兹曼博士向他详细介绍了复国方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他有一个无法释怀的谜团，为什么一个取得过杰出科学成就、也拥有敏锐的逻辑分析能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这样丧失理智？在伦敦，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看到内阁中一位有犹太教信仰的成员，一个在日常方面极为理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几乎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不禁大为惊讶。

今天，第三犹太共和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我们容易看出是这些怀疑论者、这些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判断出现了错误。

然而在当时，这些怀疑的论调却让人觉得非常站得住脚，毕竟，犹太民族分散各地，不能团结，他们中形成了众多的小派别，看不到任何可能形成政治统一的作用因素；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住地距离他们梦想的民族复兴地都有数千公里之远；而那片土地本身看来也好像被汲干，再看不到它早先的生命力，看不到任何顺利定居的指望。

不仅如此，糟糕的是，这片土地并非空无一人，伸手可得，它一直在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下，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在垂涎它，而所有这些国家，比起那个散居各地、政治上没有任何身份的民族而言，都更有机会成为它的占有者。

就民族国家的法理而论，所谓的犹太国家权利，进而，所谓犹太民族和它祖先土地存在的联系，都是不被认可的。

当时看来，犹太复国计划要克服这种种的敌意以及自然环境上的不利条件，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很快我们就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无法设想独立以色列的存在，到无法设想它的不存在，仅仅过去了一生的时间。

我几乎不能看到历史上还有比这更真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意志力量的无限，它克服了一切物质上的阻碍使自己得到实现。

对于那些希望信仰得到维护的人们，这也许是以色列获得再生的最大价值所在，他们可以以此来对抗各种宿命论和历史决定论，因为，在后者看来，人不是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因，而是它毫无依靠的附属物。

所以，以色列的再生固然可以放在犹太民族的编年史中看待它的意义，但脱离这种背景，它依然具有它的历史意义：信仰论和否认人类意志对世界命运有任何关键作用的各种学说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现在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

面对以色列的复兴，任何试图仅仅从物质或者经济条件加以解释的唯物主义学说都会拙于应付，无法解释其因果。

这种对人类意志力量的信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

以色列民族性中有一个最醒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一直坚定地拒绝承认想象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别，这既导致它的柔弱，也是它伟大力量的源泉。

在古希伯莱语中，并不象现代语言的语法，将事实如何和应该如何常常采用截然不同的表述方法。

这种有意混淆理想和现实、意志和事实的做法，从我们历史上存在的许多国家可以得到证明。

1918年，魏兹曼博士登上可以俯瞰耶路撒冷全城的斯考普斯山，为一所大学主持揭幕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