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回顾与展望:美国汉语教学理论研究述评柯传仁沈禾玲提要 本文对近二十年来美国中文教育界学者们所作的中文教学的研究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和评价。评介侧重于八个方面:汉语语音习得、汉字(词)的习得、阅读加工和策略、读写关系、汉语语法习得、非认知因素对学习的影响、语用问题、语言测试与评估、书面语言发展模式。本文除论述这些研究各自本身的特点外,指出共有的基本特点是注重实践观察和理论论证的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在评介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今后的研究在内容上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在研究的方法上应注重严密性和精确性,在研究的策略上应强调课题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向跨区域合作方面发展。关键词 美国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引言美国汉语教学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是真正的发展和走向繁荣还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本文对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汉语教学研究成果作一回顾,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研究的方法、策略以及方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汉语教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本文侧重于有关课堂教学语言习得的研究。但是由于篇幅限制,只收集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本文将从八个方面综述这些研究:第一方面是汉语语音习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声调的习得上。第二方面是汉字、词习得研究,包括部首知识与汉字、词掌握的关系和汉字(词)音、形、义三者掌握的相互关系研究以及汉字学习的策略研究。第三方面是读写教学研究,主要介绍阅读加工和策略研究,即对学生的阅读认知的心理行为以及阅读策略进行分析。关于写作教学,有价值的研究数量极少,本文介绍一个以阅读材料为基础的写作方法以及与阅读关系的研究。第四部分是语法习得研究,包括对汉语的几种常见的句型、词类以及短语(词组)的习得的分析和比较。第五部分是非认知因素对汉语学习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该部分包括了课堂教学气氛、动机及信仰系统等因素对学习的影响。第六部分是语用习得研究,主要介绍汉语学习者在中国所体会到的汉语语用的特征以及与英文语用的差异,同时介绍两个具体的语用形式:要求和邀请的习得特点。第七部分是关于语言测试与成就评估的研究,着重介绍两个关于口语能力测试以及阶段性学习成就评估的研究。最后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关于书面语言发展模式,介绍汉语字形结构知识掌握的三阶段模式和汉语缀字知识发展两阶段与形、义知识发展并进模式。前者是针对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而提出的,后者则是针对汉语作为母语的学习者的。

一 汉语语音习得研究在汉语语音教学中,准确地辨听汉语声调并能正确地发音对于许多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来说是首当其冲的难关。因此,汉语声调习得也成为语音习得研究的焦点。声调习得的困难主要是由于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的声调特点的显著差异造成的。英语中声调的主要变化是重音与非重音这两个范畴。同一个词,由于1重音的不同,它的语法和语义功能也可能有所不同。而在现代汉语中,声调的状况则比较复杂,每个音节从理论上说可以读成四种基本声调,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音高变化,即调型的不同。另外,汉语声调音域中的/高0和/低0并不是绝对的调值,而是相对音高。在实际言语中,声调的具体调值要取决于说话者声调的音域(Ke1992),简称为调域。Miracle(1989)分析了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声调的辨听及发音。研究方法是要求被试朗读48个用汉语拼音写成的句子,最后将句中的24个关键词语抽出来进行分析。与早期(Chen1974)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被试朗读汉语时的调域接近于汉语本族人。而Chen(1974)则认为美国汉语学习者的调域均比汉语本族人窄。另外,该研究还根据每一被试自身的调域对其声调发音的调型及调值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总共408个声调的发音中,被试在175个声调发音上存在偏误,占总数的42.9%。这些偏误平均分布于汉语的四个基本声调中,而在每个声调中,调型偏误与调值偏误的数量也几乎相等。Shen(1989)主要考察了美国汉语学习者在声调上的发音偏误。研究中要求被试朗读课本中他们比较熟悉的一段课文。其研究结果与Miracle(1989)得出的结论不大相同。第一,该研究指出,被试的声调发音偏误主要是在调值上而不是在调型上。例如,在总共360个发音偏误中,其中320个都属于调值偏误。第二,该研究认为,按照被试的声调发音能力强弱,可以把他们区分为两组。在能力较强的一组学生当中,发音偏误在汉语四个声调中分布比较均匀。而在能力较弱的一组当中,偏误则大部分集中于一声及四声,其中一声的偏误率占17%,四声占56%,二声、三声及轻声的偏误都只各占9%。该研究也指出,所有一声及四声的偏误均属于调值偏误,而所有三声的偏误均为调型偏误,二声的偏误则大部分属于调值偏误。作者认为以上种种偏误主要是受被试的母语,即英语中重音的负迁移所致。McGinnis(1996)主要调查了学生在汉语声调上的辨听偏误。研究者对单音节、双音节以及三音节组合中的声调偏误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学生最容易混淆二声与四声和一声与二声。作者对这种状况进行了解释。根据Gandour(1978)的看法,英语语音的音高比较平均,有轻重音节之分,但不太注重声调升降曲折的变化方向,这一语音特点使得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常常忽略汉语一声、二声及四声之间的差别。另外,作者还指出,学习者对汉语声调的辨听大致要经过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声调辨听上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往往是受其母语的干扰所致。在第二个阶段,学习者的辨听偏误则主要是由某些汉语声调具有部分相同的调值或调型而学习者无法对其不同点进行分辨所造成。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例如,Kiriloff(1996)的研究也证实,学生比较容易混淆一声和四声以及二声和三声。依据McGinnis(1996)的观点,这可能是因为一声和四声具有部分相似的调值,即它们的发音起点均为调域的最上限,而造成二声和三声之间的混淆则可能是因为两者具有部分相似的调型,即都有调值升高这一音高变化过程。Chen(1997)则同时研究了学生对汉语声调的辨听及发音。在声调辨听的测试中,作者发现,被试最易于混淆二声和三声,以及一声和四声。这一结论证实了Kiriloff(1996)研究中的有关结论。另外,作者还与另一位研究者一起分析了被试自然会话语段中的声调发音。结果表明,被试共有35个声调发音偏误。作者认为,在这35个偏误当中,其中只有12个可以认为是被误发成了其他声调,而其余的偏误则属于变幅中等的平调音,这种调在汉语语音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作者又进一步按意群将这些语段划分为词组,每个词组含有4到5个音节。在对这些词组中的声调模式进行了分析之后,作者认为,被试发出的变幅中等的平调音可能是受到其母语即英语中的短语语调的影响。该研究最后指出,尽管汉语学习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汉语声调调域中的最上限和最下限,然而由于受其母语即英语语调的影响,他们往往难以在汉语声调音域的五个音高之间自如地高低升降或曲折变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项研究对声调辨听的正确性主要是依靠人耳来判断,若能使用声调测量仪器,将会有益于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以上关于汉语声调习得的各项研究都表明了汉语声调学习的难度及复杂性。要达到准确掌握汉语声调的目的,汉语学习者不仅需要掌握好调型及调值,还需要掌握好声调的变调以及在各种音节组合中的变异。但这些研究都侧重在对偏误的分析上,没有进一步指出在教学实践上如何有效地纠正这些偏误。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还应该致力于探索如何用更有效的办法来帮助学生提高对声调的辨听能力,获取对调型及调值的准确印象,从而掌握汉语声调的特征。尤其是应该探索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判断学习者对声调的辨听能2力及发音能力,比如,如何用电脑提供标准的声调发音供学生模仿并记录学生模仿的发音,使之与标准发音进行比较,让学生体会二者的差异,以及用电脑绘制标准声调发音与学生声调发音的直观调值与调型图,并解释学生的发音与标准发音间还存在的差距。这些研究将直接促进学生对汉语语音的习得。

二 汉字、词习得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系统,汉字给那些母语以字母系统为主的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加深对汉语学习者学习汉字这一过程的了解,研究者们在汉字识别与书写等方面开展了多项研究。具体来说,早期的研究侧重于汉语学习者如何发展基本的汉字识别技能(Hayes1987,1988,1990;Sergent&Everson1992),以及汉字学习策略和词汇识别的研究。近年来美国的汉字学习研究还开始注重探索汉字学习中几个重要方面之间的关系,比如汉字部首知识与汉字学习的关系(Shen2000a)、汉字识别与汉字书写的关系(Ke1996a)、掌握词语读音与识别词语意义的关系(Everson1998)、汉字学习策略与汉字学习成效的关系(Ke1998b),以及学生的家庭汉语背景(父母说汉语)对学生获得汉字识别及书写能力的关系(Ke1998b),等。以下简要介绍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并对其在教学理论及实践上的贡献进行探讨。2.1部首知识与汉字学习关系研究Shen(2000a)对汉字部首知识与汉字形声字的掌握的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部首知识测试的成绩,每一年级的被试被分成了两组)))好组和差组。研究过程主要包括两项/依据部首知识推测汉字0的测试。在第一项测试中,研究者提供了40个汉字形声字。40个形声字均为生字,不过这些字中包含的形旁被试均已学过。在这40个形声字当中,其中20个字的字义与其形旁之间联系紧密。而另外20个形声字的字义与形旁之间缺乏直接关联。在这项测试中,要求被试根据他们掌握的形旁知识对这些生字的字义进行推测。在第二项测试中,研究者提供给被试不熟悉的缺少形旁的汉字及字义,要求他们按照这些字义给所提供的字形不完整的汉字加上适当的形旁而使它们成为完整的形声字。结果表明,好组学生在对那些字义与形旁联系紧密的形声字进行字义推测时,其成绩要优于差组。这种差别在第二项根据字义补形旁的测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结果表明,部首知识对于学生的汉字学习确有显著影响。学生所掌握的部首知识越丰富,他们也往往能够更快地掌握和吸收新的形声字。这一研究证明了汉字部首知识对于汉字学习的重要性,但是该项研究只对形旁知识对汉字学习的影响进行了调查,还没有分析声旁知识对于汉字学习的影响。而在汉字合体字中,声旁的数量远比形旁要多,而且汉字声旁与汉字读音之间的关系也远远没有汉字形旁与汉字字义之间的关系那样有规律可循。因此,今后适当展开有关汉字声旁知识对于汉字字音掌握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2.2汉字学习策略研究McGinnis(1999)主要考察了汉语初学者使用了哪些汉字学习策略。他对一个为期九星期的初级汉语强化班进行了调查。资料的搜集主要是通过让学生对自己所使用的汉字学习策略按周进行自我汇报。调查的结果表明,学生们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策略:强记法、联想记忆法(比如依据汉字的字形、字音编故事来辅助记忆)、部件记忆法(比如将汉字分解为形旁、声旁等部件以达到记忆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所搜集的数据反映出我们通常所提倡的部件学习法并未引起学习者的高度重视,相反,强记以及创造联想记忆手段则是初学者最为普遍运用的策略。Ke(1998b)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分析学生对汉字学习策略所持的态度与他们汉字掌握情况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该研究调查了学生对几种常用汉字学习策略的态度及看法,以及这些态度及看法与学习者对汉字成就测验的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此外,该研究还比较了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对于各种汉字学习策略的态度及看法。结果表明,尽管很多被试都认同部件法是学习汉字的一种有效策略,但他们更倾向于将每一汉字作为一个整体来记忆,而不是将其分解为形旁、声旁等部件。但同时,该研究数据也表明,那些认为部件法最为有效的被试的汉字识别与书写测验的成绩往往显著高于其他被试。该研究还发现华裔与非华裔被试在对各种汉字学习策略的认识上并无明显差异。该研究的另一主要发现是,相当多的被试认为将汉字放在语境中练习要比孤立的练习有效得多,持这一看法的被试的汉字识别测验成绩优于其他被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