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章程之性质与效力公司法与社会生活休戚与共，与商事活动，唇齿相依。

公司章程为公司之必需，伴随其功能渐趋显著，于公司法上亦逐步大放异彩。

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设立公司之必备条件，也是公司经营行为之基本准则和公司制定其他规章之重要依据，因此，公司章程对于公司设立和运营均有重大实益。

然而，公司章程究竟为何种性质？其效力又该如何规范？学界众说纷纭，观点各异，立法亦不甚明确。

本文拟尝试作一初步探讨。

一、公司章程之性质（一）公司章程之涵义和功能探求公司章程之性质，须将法律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方属正辨。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公司章程是由一份单一法律文件构成，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葡萄牙、我国内地以及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皆然。

在英美法国家，相当于章程之文件分为两种：一为章程（或译“组织大纲”），此为基本文件，用以规定公司名称、种类、目的、资本等；一为组织细则，用以规定公司内部关系。

二者以前者为主。

但在公司法理论上，关于公司章程之涵义，却仁智各见。

粗略归纳，大致有以下诸种表述：1．文件说。

即认为公司章程为公司文件，但具体表述有别，可整理为“法律文件”说、“重要文件”说、“基本文件”说、“书面文件”说、“内部文件”说。

所谓“法律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确定公司权利和义务之最基本法律文件，具体而言，它是指依法制定并规定公司经营范围、组织和活动原则、经营管理方法等重大事项之文件，是规范公司及相关主体行为之基本准则。

公司章程具有公司“宪法”作用。

所谓“重要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组织及行为基本规则之重要文件。

制定公司章程是多数人之共同行为，所以要经过参加制定之全体股东同意，才能最终形成。

所谓“基本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指公司组织及运作规范，对公司性质、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机构、活动方式、权利义务分配等内容进行记载之基本文件。

所谓“书面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指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基本规则之书面文件，是以书面形式固定全体股东共同一致之意见表示。

所谓“内部文件”说，即公司章程属于公司之内部文件，仅对公司内部事务有约束力。

2．自治规则说。

此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宪章，是由股东共同制定的社团法人之自治规则。

3．契约说。

此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与股东成员签署契约之一种形式。

与此类似者为协议说，即公司章程是管理公司内部事务之规章制度，由公司成员根据州公司法自行制定。

公司章程相当于公司与成员之间一种协议，亦为公司成员与成员之间一种协议。

4．文件、宪章、自治规范说。

此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是指规范公司组织与行为，规定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之公司必备法律文件。

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和活动之基本准则，是公司宪章。

还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组织和公司行为基本规则之书面文件，是对公司内部事务具有法律效力之自治性规范，可以将其视为公司与其成员间合同，或者作为公司治理之内部规则。

对于公司章程于公司治理中之作用，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组织与行为之基本准则；对公司外部人员具有公示作用，亦为政府对公司进行管理依据之一。

有学者认为，章程是公司成立之行为要件，是公司对外信誉之证明（章程记载事项充分反映出公司性质、目的、规模等重要问题，如何才能保证交易安全，很大程度上章程对其安全系数作出全面记载），亦为公司对内管理之依据。

还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可全面指导公司活动，向公司成员及第三者表明公司之信用，对政府作出书面保证。

（二）公司章程之性质关于公司章程之性质，主要有契约说和自治法说两种不同观点，契约说流行于英美法国家，自治法说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亦无统一观点，大致归纳为如下诸种：1．契约说。

公司章程是公司与股东成员之间签署契约之形式，即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与股东成员之间权利义务之契约。

此为英美法系国家流行之观点。

在我国，亦有学者将公司章程之契约性质分解为二，即公司与成员之间协议，以及公司成员与成员之间一种协议。

有学者认为，从普通法角度，说公司章程是契约，主要有以下几种结果：第一，公司章程使得股东受公司的约束。

公司章程使得公司受股东的约束。

股东受契约约束和享有权利的前提必须是以成员身份。

公司章程也构成成员之间的契约约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不允许在成员间执行契约，该契约只能由公司来执行。

如果不是成员，或是成员但以其他明一行时，如律师、发起人和董事等，就不可以执行契约。

可见，章程主要是约束公司与股东间的契约。

2．合同说。

对于公司章程之性质，有学者基于契约与合同之区分，认为契约为当事人需求不同对立意见表示之一致；合同为当事人需求相同而并行意见表示之一致。

公司章程符合合同特征，因此公司章程为全体股东或发起人之合同。

3．自治规则说。

此为我国学界通说，即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性质之根本规则。

有学者指出，公司章程是社团法人之自治规则，因为章程一经订立，不仅对参与制定章程之股东或发起人有约束力，对于以后参加公司之股东亦有约束力，其效力并不限于制定章程之发起人，显然，其性质与合同迥然有别。

4．规章说。

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无疑具有契约和合同作用。

但是，公司章程之契约性特点只是章程诸特征之一，章程与契约不能等同。

二者区别主要有：公司章程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公司内部之规章更为合适，亦即公司章程是根据法律规定与授权制定之公司规章。

章程之于公司如同宪法之于国家，其效力必然及于公司及其成员。

（三）简要评论前述对公司章程涵义及性质诸说法固非无见，然纷纭众说却无实质差异。

我国商法学者一般认为，公司章程为公司必备，由公司股东或发起人共同制定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系调整公司内部关系和经营行为之自治规则，它是以书面性质固定下来反映全体股东共同意思表示之基本法律文件。

因此，界定公司章程之涵义，有谓“重要文件”、有谓“基本文件”、有谓“内部文件”、有谓“法律文件”、有谓“书面文件”，皆无不当，但亦无本质区别，唯表述形式不同。

况公司章程有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之分，实质意义之公司章程，乃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之公司根本规则本身；形式意义之公司章程，乃记载上述根本规则之书面文件。

设立公司时应该从实质性意义上规定章程，并从形式意义上记载于书面。

前文列举公司章程诸种涵义界定，始于实质意义之公司章程，落脚于形式意义之公司章程。

1．合同行为之反思。

相对于公司成立后依法变更之公司章程而言，公司设立时所制定公司章程称为原始公司章程。

因发起人全体同意就公司之重要事项所订立文件为公司章程，发起人全体应在章程上签名，日本规定章程必须经公证人认证。

因此，公司章程之“合同”说，限于分解章程成立之初，即原始公司章程，却难释股东结构变化格局中公司章程属性，以及一人公司单独股东制定公司章程之现象，对公司章程之诸多强制性效力亦无圆满说明。

“契约”说虽认公司与股东之间契约关系，然用公司章程解释甚至代替此契约关系，亦难释契约当事人出入变化对契约之影响及契约对当事人之拘束根据。

需要指出，反对公司章程“合同”说者一方面认为，公司章程具有涉他效力，合同说难以解释公司章程对股东之外其他人之拘束力。

然而事实则是，此点并非否定公司章程合同性质之要害。

因为，契约或合同之法律效力不仅及于对当事人之强制力，亦及于对第三人之强制力。

故不宜用共同行为无涉他效力否决公司章程之合同性质，而应于涉他效力之涉他范围即拘束力程度上剖析。

因合同之涉他效力仅限于攸关合同当事人利益之第三人，而章程之涉他效力则未必攸关订立当事人之利益，而更是源自章程之治理功能。

“合同”说者于另一方面认为，“合同”说难以解释修改公司章程表决并非全体一致同意之程序现象，然决议采多数决原则正是共同行为之一特性，对不同意之社员亦具有拘束力。

因此，此点驳论亦非否定公司章程合同性质之要害。

易言之，共同行为或合同说之缺陷在于难解公司章程之涉他效力，如股东结构变化格局中公司章程之属性、公司章程于治理领域之诸多强制性效力等，对于一人公司之章程亦为难解。

尽管法谚有“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例外亦为一种规则”，然一人公司章程于治理领域诸多强制性效力上，与非一人公司章程并无本质差异，仍为治理公司之自治规则。

作为共同行为或者合同，规则之既定性及效力之特定性为其固有性格，灵活性不如自治规范。

自治规范可随公司诸要素及情事变更而修订自如，且无论经历多少修订恒为公司自治规范，但合同之意思表示具有共同性，一旦达至一致则成为既定规则，效力亦主要针对当事人，此后之修订仍需共同意思表示且为合同之更新，而非恒久之规范。

因此，社会情势变迁，工商业进步，以及法学思潮演变，似有非采自治规范说而不足以应时势要求之势。

故而，公司章程之自治规范性质遂成为学界通说，亦属与时推移，殆属必然，并不足为奇。

从公司章程之特性上观察，公司章程具有法定性、公开性、自治性等特征。

法定性包括制定之法定性、内容之法定性、效力之法定性、修改权限和程序之法定性以及登记之法定性；公开性主要是指公司章程所记载之全部内容均可为公众所知悉，公司和公司登记机关应当采取措施，方便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及潜在交易对象了解公司章程；自治性为公司经营自由之商法精神体现，且以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为前提。

上述特征表明，法律对公司章程之管制已超越对合同干预之程度，尤其是其制定与修改程序法定及公开性特征，已非合同所能容纳。

如此情态，将公司章程界定为自治规范更具调和性。

2．章程之自治性趋势及其体现。

应注意者，我国旧公司法因过分强调法治而使相应条款遭受扬弃，新公司法冀社会之要求，侧重公司章程之规范，章定规则，尘嚣甚上。

公司章程为促成公司自治与社会物质文明繁荣之功臣。

其影响于公司治理，更属至深且巨，昭然可见。

例如，公司进行转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至于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则由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进行转投资或担保数额由公司章程限定，既可限制转投资或担保总额，亦可限制单项转投资或担保数额。

对此，公司法不予以限制。

而此等法律制度设计及对公司章程效力扩张规定之得失与取舍，于社会经济消长盈虚，影响甚巨，不可置之不顾。

因此，公司章程尽管始于“股东共同制定”或者“发起人制订”，具有共同行为即合同性质，但其实质功能在于规范公司治理，因而其本质属性界定为自治规范更为便宜，学说思潮上逐为大势所趋，水到渠成。

现代公司法对公司章程之强制性要求已经呈现出一种简化倾向。

如美国旧式公司法大都要求公司章程必须记载如下最低限度信息：公司名称、期限、目的、权力、证券、公司注册所在地名称和地址、初选董事姓名和地址、设立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其地址。

经验表明，几乎所有公司都选择“永久性期限”和“任何合法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