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富贵黄氏父子的花鸟画，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其风格特点是“黄家富贵”。

这种“富贵风”，大约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作品的题材方面。

宋人郭若虚认为画家的志趣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作品的题材，并指出黄氏父子长期生活在宫廷，耳目所习，所以“多写禁篽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

作品满足了帝王贵族的好奇心与热衷富贵的心理需求。

第二是作品妙在设色。

黄筌以精工的画法，改变庸人简朴的画风，作画线条均细轻柔，意在造型的准确性，同时注重色彩的渲染，不仅描绘出形态的毕肖，而且力求刻画出内在的生命力，所谓“骨气丰满”。

正如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明确指出：“诸黄(指黄氏一家)画花妙在傅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

如今对照黄筌的课徒范画《写生珍禽图》，沈括的记载是非常可信的。

徐熙野逸（传）徐熙《雪竹图》“徐熙野逸”，是对他画风的高度概括。

这种“野逸风”，大约也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绘画的题材。

由于他生活在民间，过着闲散自由的生活，而且以“高雅”自任，所以作画取材自然不同于宫廷画家。

据北宋郭若虚记载：“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

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

今传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图画见闻志》卷一)。

可见他的作品反映出文人士大夫那种酷爱自然的恬淡的心态。

第二、独创落墨画法。

徐熙《翠微堂记》一文中自述其作画“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引自《图画见闻志》卷四)。

《宣和画谱》肯定他独创性画法：“今之画花者，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独徐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

北宋徐铉把这种画法概括为：“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引自《图画见闻志》卷四)。

五代宋初是花鸟画的写实时期，当时人们评价花鸟画的基本准则是“妙于生意，能不失真”(见《广川画跋》)。

徐熙、黄筌尽管风格相异，但都具有较强的写实画风，则是时代特征的反映。

北宋诗人梅尧臣赞美：“徐熙下笔能逼真”。

米芾在其《画史》中记载：“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即可证明。

然而，北宋沈括说，徐熙作画“以墨笔画之，殊草草”(《梦溪笔谈》卷十七)。

苏辙又说：“徐熙画花落笔纵横”(《栾城集》卷七)。

前者是说用笔不太拘束，后者意为落笔有力。

从这些文学语言中可以体会出徐熙大约比黄筌用笔生动，但不能忽略时代特征，理解为徐熙是写意画法。

徐熙在江南艺术声誉极高，但他的画风在宋初艺术竞争中却不占优势，面对“黄家”画风的盛行，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不得不变更家传的落墨画法，来效法黄家的画风。

他作画“更不用墨，直以彩色图之”(苏辙说是“以五彩染就，不见笔迹”)，创造出“没骨画”。

对花鸟画技法的丰富作出了有益尝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徐、黄二体，是五代宋初花鸟画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两者如春兰秋菊，各擅重名”。

他们对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仁宗时入画院，至神宗时辞去职务。

擅长道释、山水、花木、鸟兽画，尤其是擅长花鸟写生，工花翎羽毛，重视勾勒填彩，笔迹强韧有力。

传说崔白画直线可免用尺，依然可画出笔直又强劲的直线线条。

其淡雅的画面构图风格，改变自宋初以来画院中流行的黄筌父子的浓艳画风。

五代黄筌、徐熙花鸟画极高的写实水平，标志着中国传统花鸟画趋向成熟。

而黄筌父子的工笔重彩，以其富贵闲逸的风格，在宋初被宫廷画院奉为花鸟画的楷模，达百年之久。

这段时间，也正是北宋水墨山水画突飞猛进，渐渐一统山水画领域的时期。

影响而及花鸟画，徐熙已尝试以墨笔为骨敷彩的方法，而以成熟的水墨山水画技法融入花鸟画之中，开创新格，取代“百年一贯”的黄家画风的，则是以崔白为代表的北宋新派画家。

北宋宫廷的花鸟画，前期主导风格是以黄筌、黄居父子二人为代表的“黄家富贵”一路，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对于物象极为细致、达到逼真效果的刻画。

而相形之下，崔白的画法淡雅而善于变通，与宫廷绘画笔墨工致的面貌相比要好了许多。

不仅擅画花荷凫雁，而且画佛道鬼神、山水、人物亦精妙绝伦，尤长于写生。

所画鹅、蝉、雀堪称三绝，手法细致，形象真实，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

他一改百余年墨守成规的花鸟画风，成为北宋画坛的革新主将，数百年来颇受画坛尊崇。

十世祖王德元，为宋朝清远军节度使。

王冕时门第没落，为农民之子[1]，白天放牛，晚至佛寺长明灯下读书，八岁始入学，被视为神童，早年师从王止斋、韩性[2]，青年时不信神鬼[3]，曾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不第，即弃去，读古代兵法。

后买舟下姑苏，出游金陵、九江口，历览名山大川，曾游燕京汗八里，在汗八里时，秘书卿泰不花推荐他入馆供职，力辞不就[4]。

王冕晚年结庐于会稽九里山，庐名“梅花屋”，“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5]，王冕以"墨梅"最为出色,他常画一枝梅花,横斜在画幅的中间,枝干一拉数尺长,尽显风骨,孤傲倔强,充分反映了他坚贞磊落的性格。

明太祖入婺州，以王冕为咨议参军，病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即1359年）。

王冕画荷明朝时候有个大画家，名叫王冕，最擅长画荷花，许多人为了要获要他的荷花画，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

王冕虽然很有名，但时小时候却很贫困，白天只好替人放牛，晚上自己自修。

有一天，王冕在湖边放牛时，忽然下起一阵雨，一会儿雨停了，但是湖里的荷花和荷叶却被雨水冲洗得非常干净。

王冕看了非常喜爱，便想把它画下来，于是赶紧用身上的一点零用钱买了纸和笔来开始作画。

起初画得不怎么好，仍然不停地画，最后终于越画越像，就跟真的一样。

王冕便把荷花画拿去卖，卖得钱拿回家孝敬母亲。

王冕因为荷花画得很好，许多人争着要买，他的环境便因此渐渐好转，不再替人放牛了。

同时他的名声也渐渐远播，终于成为一个全国有名的大画家。

王冕以画梅著称，尤攻墨梅。

他画的梅简练洒脱，别具—格。

其《墨梅图卷》画横向折枝墨梅，笔意简逸，枝干挺秀，穿插得势，构图清新悦目。

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的盛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气盎然。

其笔力挺劲，勾花创独特的顿挫方法，虽不设色，却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动地刻画出来。

不仅表现了梅花的天然神韵，而且寄寓了画家那种高标孤洁的思想感情。

加上作者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题画诗，诗情画意交相辉映，使这幅画成为不朽的传世名作。

刚开始，在放牛期间，王冕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些颜料，学着画荷花。

他想: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己画几笔？便学着画荷花。

起初画得不好，三个月后便大有长进，那荷花的形态形状没有一处不像真的。

后来，人们都争先恐后的来买他的画。

他便用得来的钱买些东西孝敬母亲吴昌硕（18448.1 —1927.11.29）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浙江安吉人。

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

吴昌硕的艺术别辟蹊径、贵于创造，最擅长写意花卉，他以书法入画，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融入绘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

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敦厚老辣、纵横恣肆、气势雄强，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画面用色对比强烈。

吴昌硕说自己"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但事实上他学画在而立之后。

之所以如此说来，只是对自己的早期作品不甚满意而已。

其实也是客观评价，因他的优秀作品多为后30年所作，恰如他画的老梅，大器晚成。

吴昌硕的画以泼墨花卉和蔬果为主要题材，兼顾人物山水。

他的作品公认为"重、拙、大"。

用笔沉着有力，没有浮滑轻飘之意，是为重；自然却无斧凿之痕，稚气洋溢，天真一派，是为拙；气势磅礴，浑然大家，是为大。

吴昌硕画得最多的是梅花。

宋以来，画梅大家代有人出，梅石图如王冕、陈宪章、金农、汪士慎等，他们所画梅花各具特色，极尽梅花的清韵、艳丽、傲然、孤绝，寄托了画家的精气神。

吴昌硕画梅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喜欢表现老梅，而且将老梅的铮铮铁骨与清香欲放的花朵形成鲜明对比，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有一种唤春归来、挣破冬的牢笼的感觉。

无论是《梅石图》《梅花图》，还是《梅兰》《红梅》等，无不如是。

吴昌硕画梅少有全树，也非千枝万蕊，他总是把环境和气氛省略到不能再添置一笔，有如特写镜头，既细致，又逼真，得梅花之真性灵，简直是划金刻石的杰作。

《梅石图》等多作于吴昌硕古稀之年，不止一幅。

其中一幅作于75岁，梅为主，石为客，交相辉映。

运用篆法，疏阔纵放，气势捭阖。

点点梅花，疏密有致，极富节奏之变。

焦墨枯笔，顺来逆去。

枝丫纵横，曲中求直，苍劲之极。

花以焦墨圈勾，精细而怒张，仿佛想要从枝上挣脱，凌空而去。

观者仿佛置身于月色轻笼、花影横斜的意境之中。

诗曰：“梅溪水平桥，乌山睡初醒。

月明乱峰西，有客泛孤艇。

除却数卷书，尽载梅花影。

”金农（1687—1763）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

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

好游历，卒无所遇而归。

金农是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

他在诗、书、画、印以及琴曲、鉴赏、收藏方面都称得上是大家。

金农从小研习书文，文学造诣很高。

浓厚的学养使他居于“扬州八怪”之首。

但是金农天性散淡，他的书法作品较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来说，传世作品数量是非常少的。

他生活在康、雍、“扬州八怪”，通常的说法是李鱓（复堂）、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金农（冬心）、黄慎（瘿瓢）、郑燮（板桥）、李方膺（虬仲）、罗聘（两峰）。

此外，至少还有五种以上说法，涉及十多位画家，但无论哪种说法，金农都在其内，可见他是“八怪”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人们为何以“怪”相称?“怪”又“怪”在哪些方面呢?这个“怪”首先是指作品格调上的离经叛道。

金农等人戴上“扬州八怪”的桂冠后，既为社会所认可，又被人们津津乐道，广为传扬。

这除了艺术风格的原因之外，其中也包含着个性行为、思维方式、处世观念等多种异于常情的因素。

难怪好友全祖望称他为“畸士”了。

金农交友广泛，上至名门公卿、富豪巨贾，下至卖浆引车的贫民百姓，主教九流无所不有。

他交友还有一种怪脾气。

他瞧不起的人，不但话不投机半句多，而且报之以白眼，更别想求得他的诗文字画。

而对要好朋友从不以穷富贵贱取人。

在金农众多的朋友中，一个就是当时寓居扬州的郑板桥，两人喜欢一起“杯酒言欢，永朝永夕”，“相亲相洽若鸥鹭之在汀渚”。

郑板桥曾说“杭州只有金农好”。

他俩除了有共同的人生观、艺术观外，个性脾气特别相投，常常出入秦楼楚馆，酣饮金农中年游历达十五年，足迹踏遍半个中国。

哪来旅行费用呢？除了化缘僧院，朋友资助外，他招募挑选了一批能工巧匠，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技术访游团”，金农充当“团长”，团里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如甬东朱龙擅雕凿纹刻砚石，新安张喜子精界乌丝栏，会稽郑小邑擅长抄写，吴门庄闺郎会弹奏乐器，兰陵陈彭擅长画墨竹，每到一地全团便开展活动，以此筹措旅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