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艾丰，著名记者、作家、经济学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吴玉章著作奖获得者。

曾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日报总编辑。

现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质量协会和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多所高等院校教授。

日前，艾丰又应《总裁》杂志社何社长之邀，成为中国管理传播网的顾问。

1938年4月15日生于河北省玉田县。

5岁起就读村办小学，后在北京营房宽街小学、北京第十一中学读书，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新闻硕士学位。

1981年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1961年到1978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到1995年在人民日报社历任编委、经济部主任。

1996年到1999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兼职教授。

从1999年到现在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他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名牌战略、企业管理、城镇化。

主要作品有：《论农业产业化》（1994）《名牌战略和国际竞争》（1994）《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金钥匙》（1996）《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7）《牵动全局的结合部（城镇化）》（1998）《实现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2001）他曾获中国社会科学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中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已经出版的著作有：《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名牌论》、《经济述评自析信》、《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十五部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就我国重大决策提出了若干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如"名牌战略"、"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资本运营"、"农业产业化"、"特色经济"、"小城镇大战略"、"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等等。

现又作为"中国企业管培训推进行动"组委会主任，积极参与推进企业管理工作。

艾丰成名原因剖析在我国新闻界诸多名家中，艾丰是颇有代表性与特点的一位。

他大器晚成，起点高，步履大，从读研究生到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再到走上经济日报总编辑领导岗位，是改革开放20年间迅速成长、成熟并卓有建树的一个突出代表。

可是艾丰是在四十岁上下才开始在新闻界形成自己的影响，比起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名记者、名作家、名评论员，他的成名年龄明显偏晚。

“民初三大记者”之一的黄远生，16岁为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1904年）成进士，是我国第一个以通讯著称于世的新闻记者。

穆青16岁参加八路军，18岁入党，19岁进入延安鲁艺，21岁进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22岁发表成名作《雁翎队》。

邓拓24岁出版《中国救荒史》，范长江27岁结集出版《中国的西北角》，郭超人26岁发表《英雄登上地球之巅》，华山发表《远航集》中第一篇通讯、新华社高级记者吴绵才发表代表作《水、水、水》时，年龄也都不到30岁。

为什么艾丰是到了八十年代都40多岁了才成名？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记者的定位和成才之路。

在新闻人才中，大体可分为作家型、新闻型、学者型三类，其最佳创造年龄也不一样。

如新闻型记者以其机敏见长，每天马不停蹄地收集信息，追逐重大新闻事件，所以必须精力充沛，他的最佳创造年龄段一般是25－45岁。

作家型记者以其文采见长，情感丰富，早慧者多。

据专家对《外国名作家传》所列210名作家，发现发表处女作的最集中年龄在21－25岁，而发表代表作的最集中年龄却在31－35岁。

学者型记者以其知识面和学识见长，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注意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结合，着力于新闻学的研究，记者兼新闻学者；一种注意研究自己报道领域的问题，着力于某个专业的研究，记者兼专业学者。

学者的直接表现，就是他有这方面的专门著述。

当然，最好是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因为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掌握好两方面的规律：新闻手段的规律，所报道事物的规律。

学者型记者的创造期保持得最为长久，一般在35－60岁之间。

进入老年，这类记者更趋成熟，只要他们未丧失开拓创新的勇气，仍然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

艾丰被称之为学者型记者的典型，所以他的成名年龄偏晚还比较容易理解。

从另一个角度说，艾丰成名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再像穆青靠写焦裕禄成名，郭超人以写《英雄登上地球之巅》著称，还有金凤、田流等老一辈名记者，对照艾丰，是否说明，在现时代再想靠一个典型人物，一个先进事迹，一人一事型的报道取胜是不太可能了？所以考察艾丰的成名原因，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时代的束缚与促进作用艾丰从1961年到1978年，这十七年间他的工作单位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这期间，他先因工作出色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又作为首批“四清”工作组的的组长搞了一年半的“四清”工作；曾被提拔为理论时事组组长，相当于报纸的部主任这个职务，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整改了两年。

文革结束后，又回电台干了两年。

经历不可谓不坎坷，整整十年，别说他个人难以成名，整个新闻事业都呈全面的退步状态。

再者说，电台这个岗位，虽然他也干得比较出色，可是影响仍然不大，与那个时代电台在整个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不大是分不开的。

传统媒体报纸一直在那个阶段的新闻事业中占主导地位，而电台则基本上是报纸的有声版，很难有代表自己看法和思想的东西，电台的记者更难以有什么作为。

所以说，艾丰前些年没能出名，是岗位的原因，也是时代的原因。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不一样了。

这个阶段，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注重经济报道，尤其是经济报道除了传播经济信息以外，还在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社会转型、保护改革人物、干预经济生活特别是宏观调控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懂经济、也懂新闻的专门从事经济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艾丰才得以在这个阶段脱颖而出。

不能不说，他的成名与否与时代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现实生活的丰富多采为他提供了广阔了舞台。

二、合理的知识结构青年时期对艾丰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中学时代打下的文化基础比较好。

那时学校的教育比较正常，他在中学时期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门门五分，没有偏科。

到了高二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考什么，物理老师让他考物理，数学老师让他考数学，语文老师让他考中文，到了高三第一学期，碰见语文老师，那是一位作家，对艾丰说，你就当记者吧，第一你可以写文章，另外记者可以到处跑。

后一句话把艾丰给说动了，高中毕业就考了新闻系。

可以说，正是这种在中学阶段打下的全面牢靠的基础，使他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题材。

1978年艾丰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以及后来和一些研究尖端问题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对话，用的都是中学时代学的基础知识。

正常的中学教育使他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知识基础，使他终生受益。

除了重视各门学科全面发展以外，艾丰还非常重视社会活动，从中学到大学及后来参加工作，艾丰都很注意参加社会活动。

从初一起就当学生干部，当过学校的团委副书记，除了学功课和搞社会活动，回家还得干活，他很少闷头看书。

工作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关注社会问题，所以他策划的许多活动后来在全国都能有很广泛的社会影响，像中国质量万里行等等。

另外，艾丰很注意向实际学习。

每次重要的采访，他都把它看成上一次“大学”，把采访对象当成自己的老师，把采集到的资料，当作自选自编的教科书。

他舍得花工夫搞资料。

每个时期确定一个主要报道方向，注意把自己的积累按照特定的方向凝聚，这样自己在这个领域内钻得深一些。

例如，他曾重点报道过城市建设问题，接连发了一些东西，还被吸收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

三、爱思考，善思考作为学者型的记者，艾丰极力提倡思考，他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把记者称为笔杆子，认为笔杆子就是没头没脑的，别人怎么说，自己就怎么记，所以他把他的新闻作品集命名为《思考的笔》希望大家要做也做一支"思考的笔"。

他推崇范长江的这句话：记者要穷毕生精力去研究几个问题。

艾丰认为，研究问题就是要思考，艾丰说记者有三个任务，第一个是报道，第二个是解释，第三个是预测。

要完成这几个任务，哪一个也离不开思考。

艾丰还反对“记者是天然的风派”一说，他认为新闻行业是"五说"行业：最先说话，说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话，公开说话，迅速说话，还要经常这样说话。

这"五说"加起来，难免要说错话，没有这“五说”，也就没有了新闻业。

这就需要记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练得更硬"。

初看起来，记者报道的是众多的偶发事件，但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记者要避免在偶发事件面前摇摆，这要下功夫研究问题，掌握事物全局，摸清来龙去脉，了解事物本质。

这样，你就会有独立见解，有坚定性，有预见性。

这些都是艾丰勤于思考的佐证。

如，1982年初，报社给艾丰报道中央机构改革的任务。

按照惯例，机构改革总要突出精简机构。

当时，应不应突出这一点？他找来了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资料，找来了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机构设置情况的资料，找来苏联、东欧国家机关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研究。

发现了“在一定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干部总数不减律”，即不管干部到哪儿，都由国库开支。

机构改革的关键，不是总数的增多或减少，而是合理配置问题。

中央机关臃肿是事实。

他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六条原因：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直接管经济。

二、中央集权过多的旧经济体制。

三、干部素质较低。

四、“文革”遗留问题。

五、不正之风的影响。

六、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干部聘任、管理、离退休制度。

在这六条原因中，当时有解决的现实可能性的，只有第六条。

于是他把机构改革的报道重点没有放在精简人员上，而是放在新老干部的交替上。

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避免了在宣传上盲目地“起哄”。

艾丰思考的深度还体现在他对新闻理论的贡献上。

他说，他搞新闻研究，是从不自觉到自觉。

70年代初，艾丰在广播电台工作，台里常常办通讯员学习班，需要人去讲课。

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不愿意讲。

他觉得卖什么吆喝什么，干新闻的不研究新闻业务怎么行。

于是一讲而不可收拾，一直讲到今天。

讲课逼着人思考，先是总结自己的实践，然后研究别人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还要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他在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成了许多大专院校本科生的必读书目，譬如，《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记者的素养和技巧》（合写）、《新闻报道与写作》（合译）等。

特别是他写的《新闻采访方法论》，至少是他10年讲课、17年新闻实践的总结。

许多观点，就是在反复讲课中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