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5卷第5期　2006年10月JOURNAL O F K AN GD I N G NATI O NAL I TY Vo l 115No 15　O c t 12006TE ACHERS COLLEGE论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沦丧王自红【摘　要】女性地位经历几千年的变化,有过短暂的辉煌,更多压抑的无奈。

女性地位是怎样逐步丧失的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发展过程,也体现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地位;沦丧【中图分类号】C9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076(2006)0520064204作者简介:王自红,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文系教师。

(四川康定,邮编:626001) 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建构着,衡量这个定位的标准,在今天我们不妨可以化分为这样几个范畴:政治定位、经济定位、文化定位这样三种。

政治定位以自由、民主、平等为主要内容,经济定位以拥有、决策、支配为主要内容,文化定位以角色、分工、评价为主要内容。

按此标准,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透视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女性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即女性意识的觉醒,饱含着几多辛酸和无奈。

我们分析女性地位的逐渐沦丧,从中可以发现许多有意义的东西,从而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或许有所推动。

抛出此文,意在期许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女性,关注历史,也关注今天。

一、理想中的女权境界———母系氏族制度历史上女性的黄金时代,大概只能推到母系社会了。

之所以说是黄金时代,并不是说女性压迫男性,就象后来的男性压迫女性一样,而是基于男性女性基本平等、自由、民主而言。

人类两性地位的变化,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在母系社会时期,人们更多地从事着采集、拾取的工作,大量生活生存必需品主要依赖于较轻体力劳动的采集活动,而需要较大体力劳动的狩猎、捕鱼等活动,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是难以满足原始人类的需要的,这种生产关系自然决定了女性在生产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人们在生活中以女性为中心就成了一种自觉,女性也就拥有了对生活资料更多的分配权,在社会分工中,女性也就拥有了较高的支配地位。

这时候的女性,在生活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在家庭中是起领导作用的,在感情上是拥有绝对支配地位的。

黑格尔分析男女两性关系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法学领域,即婚姻;二是自然领域,即性;三是美学领域,即情感。

那么,如果人之初无所谓婚姻与情感,我们只把焦点定位在自然领域,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时期,男女关系基本上是平等自由的。

《列子・汤问》中说:男女杂游,不聘不媒。

《汉书》还谈到了燕地民俗:燕地,宾客相过,以妇待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史记》所记载的现象,更有点类似现代美国一度流行的嬉皮士作风: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搏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

前有坠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香泽。

当然,《汉书》与《史记》描述这个,大都是基于猎奇或者讥刺之姿态,虽然时代可能已推移近奴隶社会了,但是至少从这些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古风里,我们不难从其侧面发现,那时的男女毕竟是自由平等的。

直到如今,我们读起古籍中的男女自由恋爱场面,还感觉唇齿留香。

比如《诗经・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再比如《诗经・静女》:静女其殊,俟我于城隅。

每一个爱情场面,都是优美奔放,健康自然。

母权制被推翻了,女性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

为此,恩格斯同情地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社会一旦变成男人的社会,那么男女关系的三个层次———婚姻、性、情感,便同时成为男人主宰的领地,女人身处其中,其真实身份便沦落为奴隶、工具和乞者了。

二、对女权的初步追求———“桑间濮上”的探索女人们难道就从此甘于这种地位吗?当然不是,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女人们就一直为争得自身的权利而不断抗争,虽声音弱小,又势单力薄,终就还是有所表现的。

《汉书》记载了“桑间濮上”之现象: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

春秋战国时期出了一个齐文姜,与其兄齐襄公有了暧昧之举,姑且不论其有伤伦理之风,我想这与其身处帝王宫中寂寞无奈相关,后来齐桓公看不惯了,把她远嫁到鲁,可是这个文姜为了追求个性的自由、人性的解放,居然想尽办法,不顾世人之唾,足见其对女性权利追求的坚决。

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在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曾经记载了一个关于蚕女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包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文学———文化原型:反映出女性对女权的初步追求。

故事中蚕女与马的出现即喻示着女子纺织于家园、男人远征于荒外的社会现实。

而在东晋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男征女织”则表达了独特的寓意,,因而也形成了一对永远解不开的文学原型:征夫与思妇。

自《诗经》、汉乐府、五言诗,征夫思妇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到干宝生活的时代,对这一文学原型的认定应该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了。

征夫与马之间的关系容易理解。

思妇与桑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女子采桑”最终成了“思妇”的代名词。

在汉乐府中,采桑故事中的采桑女由《诗经》中的怨女变成了思妇。

这更切合妇女纺织在家园的现实。

《陌上桑》等诗中采桑女有三点甚为重要:都很美艳;都是因独守空房于家,苦闷难忍然后“提篮行采桑”;而在采桑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诱惑,但她们都必须果断拒绝。

她们的优秀品质就在于美丽、勤劳、贞烈三个方面。

但是蚕女恰恰违反了这三大优秀的品质,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蚕女就犹如神话中的织女,不仅“废织”,而且还耽于春情,在家从未见有任何采桑、养蚕、纺织之举,既然如此,治罪她的最好的方式那就是让她永世纺织不休,“女化为蚕”正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这一目的。

表面上蚕女与马最后以蚕的形态融为一体,但这个结局有着与爱情理想截然相反的用意。

马皮裹女,喻示着礼教永远束缚了少女,束缚之物已经与被束缚者化为一体,不可分离。

这不仅使她失去了自由,同时还转化成了“异类”。

既然她有难以排谴的性苦闷(居家不织———因情而动———背信弃义),而又不愿从礼教而行,那么就让她成为一个被幽闭起来的异类,这无疑也是她改造赎罪行这有效的一条途径。

而造成其罪恶的根源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女权意识的初步追求即性欲的觉醒、膨胀和转移。

像这样为情而向礼教进行抗争、要求重视女权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很多:如西晋曾有绿珠为报石崇知遇之恩,不惜坠楼明志,被传为干古佳话;为情而亡的霍小玉;因情而被隔绝的白娘子等等。

毕竟这种追求是有限的,其势是甚微的,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是难以成为气候的。

我们把它归为“桑间濮上”式的探索,只能说明这是女性对其自身权利的一番抗争而已。

《礼记・乐记》就严厉地反对,把它归为亡国之音:“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

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三、压抑的女权定位———女性礼仪的成型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

礼仪,是人成就大事业的必备技能。

合适的礼,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顺利地实现理解和沟通,是良性社会秩序的必须。

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关于“礼仪”,在《三字经》中如是说:“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

2006年　第5期 王自红:论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逐渐沦丧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既然女性在社会中完全以男人们的标准定位,那也总得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呀,总得给自己一个说法吧,于是,不管男人、女人,都开始了对女性权利定位的探索,开始了对女性权利的科研空白填补。

经过一代又一代男科学家、女科学家的研究,终于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礼仪规范,这些规范逐渐定型:男女授受不亲的男女有别之礼、惟务贞洁之贞操礼、柔顺轻怯的美仪礼、无才是德的妇德礼、为人妻之后要守的妇礼(三从四德之礼、夫死无再嫁之礼、七出三不出的休妻礼)、婆媳之礼,等等。

《礼记・内则》记载了周代的妇德标准,为闺媛礼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秦代,女子的贞节问题备受重视,秦始皇就多次刻石提及此事,如在泰山刻石上说: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

到了汉代,闺媛礼终于完善。

前汉、后汉,各出一位流传千古的女子教育专家,前汉刘向,作《烈女传》;后汉班昭,作《女诫》。

汉代之后,对女人的素质教育不断加强、巩固,各种家范家规类的素质教材不断出版,后人整理为《女儿经》之类,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堪称女式百科全书了。

隋唐时期,长孙皇后作《女则》,武则天发布《内训》号召女人都要守节,唐代最重要的一本关于闺媛礼的著作是宋若华的《女论语》,不厌其烦地告诫女孩子: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号召大家能依了其书死学死用,就会成贤妇,独美千古。

宋代,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女子守贞,寡妇守节,严打形势越来越紧张。

程颐先吓唬女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回头又吓唬男人: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这是个难题,面临着男人们集体约好都不娶你的危险,女人们谁敢不老实?不老实也得装老实,如那宝钗似的。

由于程颐、朱熹师徒的不断努力,终于创造了天下奇迹:从朝廷到民间,都将寡妇再嫁视作奇耻大辱。

到了元明两代,政府更是四处造就宣传表扬守节明星,守寡二十年以上的被树为“大牌寡妇”,不但上光荣榜,还给予特别待遇———免税,原话叫“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

到了清代,朝廷对寡妇守节的表扬再创高峰。

宋元明清时代,贞女烈妇,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数不胜数。

《明史》中留名的,万人之多,明星有三百人。

《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的明代烈女节妇有三万六千多人。

象祥林嫂那样,不愿改嫁贺老六,成亲当天碰头求死没有成功只磕了一点皮的,就不值得表扬一回了。

如此推波助澜,女人们的地位哪有“不高”之理呢!家庭和国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级模式。

中国传统家庭与国家模式的社会组织同孝贞忠、五伦三纲、宗法谱法、家训家范、习俗舆论、礼教顺从、血缘观念等维护中国传统家庭与国家模式的伦理道德相结合,把中国社会变成了具有令人惊叹的修复能力的超稳定结构。

农业社会中的自然经济、匮乏经济、财产共有、诸子均分与排斥妇女的家产继承及赋税政策,使家庭结构不可能过大,经济专制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和父家长制。

等级化、儒学化的法律保障父权与君权、国法与家族法的一致性,共同保障着世袭制和家天下。

向内、封闭、自高自大、祖先崇拜、家庭观念、重男轻女、重纵轻横、重人意识、和谐。

古代汉族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是“三纲”和“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