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斯年先生《史料论略及其他》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人，是我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史学家。
这次读傅斯年先生的《史料论略及其他》一书，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
本书分成15个部分，各部分长短不一，差距也比较大，此处就不一一列出。
读了本书后，实在觉得一点都不轻松。
主要还是因为时间所限，加上之前读书报告没搞清要求，结果做了无用功；另外就是书中内容确是比较庞杂，读来总感觉自己仅能够肤浅理解，得不到书中的要旨。
还有应该坦白，读本书时，并没有全部阅读完，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了几个部分来读。
其中兴趣较大并且比较侧重阅读的是关于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这一观点。
不管怎样，还当说出自己读书后的浅薄认识。
傅斯年先生作为我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历史观，注重对史料的研究，他对古代史料的考证、收集与整理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部分中他就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
著史多多少少带点古史、中史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领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
在这儿他就很明确的提出了“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
这儿就可以看出傅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
要深刻的理解傅先生这句话，首先还是要对史料学有一些了解。
史料学是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可以说是史学的基础性工作。
史料是建筑历史这座大楼的材料，这座大楼坚固与否，与史料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史料的真实性。
但是史料本身只是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现象，并不是历史的本质，所以要追求历史的本真就得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
在对史料的处理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对史料进行对比。
傅斯年先生在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的注重和强调，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这里可见，傅先生对于史料整理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对不同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
要对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得出一个更接近历史本真的结论，就必须要把对于一个事件
的不同的记载进行比对、综合分析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更全面、更合理的定论。
关于对史料的对比研究，傅先生指出“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在书中他也将这种科学的比较方法具体分成了八对不同性质的史料的对勘互证。
1、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
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讲。
史料分为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
相比较的话他认为直接材料更加的可靠可信，可以拿来补充或校正间接材料。
但是直接材料比较散乱，所以又要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
2、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他认为二者互有短长处，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官方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是比较确实和详细的，而私家记载却又能够说出官方一些不敢说的“内幕”。
二者的短处又在于“官方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记载时而失之诬。
”，所以在研究史料时要各取其长处。
3、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
他认为“大致说来，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这个倒是很容易理解，国家之间毕竟总归是有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隔膜，所以记载时很可能就不免隔靴搔痒了。
但是外国记载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可以不像官书那样“失之讳”了。
4、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
在这一点上，傅先生很明确的指出，除了特别的缘故外，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的记载，因为史实只会愈传愈失其真。
5、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
他认为“记载时特别经意，故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
”关于不经意的记载，他认为虽然可能乱七八糟，没有轻重，但是也会因此保存下来一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
6、本事对旁涉。
7、直说对隐喻。
8、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能够看出，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比较方法是比较完备的。
在实际对史料进行分析时，上述的这些方法都是非常有作用的。
另外，傅先生也同样非常强调“孤证不立”这一史学研究的要求。
他说“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
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
”从这些都可以见到他在史学研究上的严谨的态度。
要详细的理解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还是要从其内涵的三个层次上来看，“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
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在本书中傅先生提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明确的说出了“史学的对象是史料”的认识。
另外他也提到了“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
”认为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史料的增加。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也指出，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中国史学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
在史学盛时，做到了“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找材料，传说中辨材料。
”。
并且他认为当时的史学研究不仅不去扩充材料还不好好保护“自然”送来的出土的物事，更还有不少档案史料流去海外，这样一来他就质问当时的史学“焉能进步”。
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中还讲到“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上，然后可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
”最后强调“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
书中还提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关于史料的整理，他说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同时也指出“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以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他很明确指出，材料之外治史者不能再有其他发挥。
当然对于傅斯年先生的观点，有些地方我认为似乎也还需要讨论。
在最早听到傅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时，我觉得他概括的很好，我也非常的同意。
但后来慢慢的发现这样一来的话就好像只是就这些静止、机械的史料来谈史料，这样的话似乎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也有一些老师说过，研究历史还是要有适当的想象。
以前也看到过罗志田先生的一篇文章《史学最需想象力》，他就提出史家不能因为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须发挥历史想象力，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
胡适也说过“历史家须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二是高远的想象力。
”前者功力应该说的是要有足够的史学功底和对于史料的分析的能力；而后者讲的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而这中间空出的地方就需要史家通过想象力
来补全它，当然想象力必须是要建立在对已知史料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傅先生却是非常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反对假设和推断史实，所以我还是更加倾向史学需要适当想象这种治史的观点。
必须要承认，傅斯年先生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这是传统史学自史界革命以来向近代史学发展的继续，在我国史学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傅先生“史学即史料学”口号的提出，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有西方科学思潮的冲击，加上傅先生本人在西方游学时也受到了兰克学派思想的影响。
但是如果只从史料的角度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话，就可能要割裂史学与现实的关联，不能够充分发挥史学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