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民事抗诉案件新证据的认定自201X年4月1日起，检察机关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对生效的民事判决依法提起抗诉。

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与否一方面关系到维护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对申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如何认定“新证据”就变得至关重要。

本文就新证据种类、本质、认定标准等问题作相关分析，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新证据的运用提出可行的适用原则。

一、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的种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简称《证据规定》）第41条、43条和第44条的规定，新证据可分为一审阶段的新证据、二审阶段的新证据及再审阶段的新证据。

一审阶段的新证据包括：(1)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满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

二审阶段的新证据包括：(1)一审庭审程序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再审阶段的新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此外，根据《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批准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证据”。

二、民事抗诉案件新证据的认定标准通过上述对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案件新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并不是申诉人提出的所有未在审判程序中提出的证据都可以被认定为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所要求的新证据。

民事申诉案件的新证据应当满足以下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和主观要件。

（一）新证据的形式要件1.新证据一般是指新发现的证据。

从发现证据的时间来看，新证据包括原审庭审终结前发现的证据和原审庭审终结后发现的证据两种情形。

对于界定后一种情形为新证据，理论界和实务界看法一致；对于前一种情形，争议较大。

对于原来就发现的证据，当事人没有及时提交的，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观要件加以确定，详见下文新证据的实质要件中主观要件部分。

新证据一般是指原先形成的证据。

也就是说，该证据一般形成于原审终结前，“是在辩论终结前就已经客观存在的证据，只不过在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尚未发现或者因客观原因未能提出”。

但对于在庭审或辩论终结之后形成的证据是否可以纳入再审新证据范围，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有争议。

学理上认为，从既判力理论以原审辩论终结之时作为即判力的基准时来看，对于在原审庭审或辩论终结后形成的证据，就不再视为是再审新证据。

（二）新证据的实质要件1.再审新证据应当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除了符合形式要件外，再审新证据应当是证明力相当强的证据，也就是说“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

证明力尚不足以动摇原生效裁判，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证据，虽然是“新”证据，但不能引发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新证据”都可以引发再审程序。

2.再审新证据与原审诉讼应当具有不可分性。

再审程序是在原审诉讼基础上的延续和补充，是相对于原审的特别救济程序。

再审程序的审理应当以原审诉讼请求为审理、裁判的对象和范围，不应超越原审诉讼请求。

如果新证据与原审诉讼具有可分性，可以另行起诉处理的话，一般不应冲破裁判的既判力而提起抗诉。

（三）新证据的主观要件该要件主要考量证据的迟延提出是否属于可以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新证据的规定来看，“新出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未被认定的证据”、“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证据”都暗含了证据的迟延提出是由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的这一要求。

这说明，我国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是要求具备主观要件的，即一般是因指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在原审辩论终结前未发现并提交的证据。

其目的就是对当事人以迟延提交证据方式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予以制裁，让其承担因证据不被采纳而导致的证明不能的严重后果。

三、运用新证据提起再审程序的原则在正确把握民事申诉案件新证据的种类和要件后，检察机关要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准确运用新证据提起再审程序，还要把握好新证据制度的特点以及现阶段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整体环境，从而保证新证据的运用既保护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生效判决权威。

（一）新证据制度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一直以来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也就是说，当事人无论在何种诉讼程序中，也无论在何种诉讼阶段，均有权提出相关证据，人民法院也应当随时接受这些证据。

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弊端是无法避免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为此，《证据规定》实行了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和证据失权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的制度。

而证据失权则是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是指当事人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且不存在举证期限的延长或举证期限的重新指定之情形的，便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实质是丧失证明权。

因举证时限制度的法律后果是证据失权，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严格遵守举证时限制度在有效的避免拖延诉讼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实体公正相冲突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如重要证据的排除使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完全不同于诉讼前发生的真实情况，从而导致当事人通过诉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希望落空，法院通过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落空。

最终使法院通过诉讼维护民事法律秩序的目的严重受挫。

为了避免严格遵守举证时限制度带来的弊端，《证据规定》规定可以在举证时限过后提出“新证据”。

“新证据”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也是对严格举证时限制度的合理缓和。

只要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符合“新证据”的要求，即使该证据的提出超过了举证时限的要求，法院在裁判时也应当予以采纳；即使生效判决已经作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当事人也可以以此为由启动再审程序纠正与案件真实情况不符的判决。

“新证据”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一种例外，把握好新证据的分类及认定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新证据的认定过于严格，就会有损实体正义，最终使新证据的规定形同虚设；如新证据的认定过于宽泛，又会使举证时限制度失去其实际意义，避免诉讼拖延的目的难以实现。

（二）现阶段我国再审程序新证据的认定不宜过于严格设置举证时限虽然总体上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但效率的取得却是往往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的，在程序公正因证据失权而得到凸显时，实体正义却不可避免地失落了。

在这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冲突中，证据失权是偏向于程序公正的选择。

从德、法等国民事诉讼制度关于证据失权的规定看，尽管该项制度无法从实体正义中找到其正当化的依据，但至少可以用程序公正的理论来证其合理性。

上述国家的证据失权是建立在对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的基础之上的，在已经为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充分程序保障，已经给当事人充裕的时间举证的情形下，当事人不能按期举证便是其自己的问题了，应当由当事人对延误期间的行为负责。

因此，在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环境下，对于新证据的认定不宜过于严格。

我国检察机关对再审新证据的把握，主要还是一个倡导或引导的过程。

这一点似乎也能从我国现行立法中找到根据。

《证据规定》第46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该条将因当事人原因迟延提交的证据也列为了再审的新证据，正说明了应当宽泛认定新证据这一含义。

故而，当迟延提出的证据确实已影响到实体公正时，程序公正应当让位与实体公正。

当然，宽泛认定新证据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在上述情况发生时，《证据规定》第46条规定对迟延提交证据的当事人予以一定的民事制裁：“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三）检察机关审查运用新证据应把握三个具体原则在把握了新证据制度的本质和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环境后，检察机关审查运用新证据的角度，可以本着以下三个原则进行处理：第一，如果当事人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出申诉，无论该证据是何时发现的（在很多时候，检察机关也难以查清该证据是何时发现的），只要该证据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要求，并且足以推翻原裁判认定的事实，即可据此提出抗诉；第二，如果当事人申诉时提出证据线索，主张曾经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而未获准许，因此导致裁判认定事实错误的，检察机关可以进行调查，经过调查获取该证据并且足以推翻原裁判认定事实的，应当据此提出抗诉；第三，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的当事人在原审期间已经提交的证据，由于承办法官的业务能力等原因，未对该证据予以审查认定，在法律文书中也未置可否，如果对这类证据不作为“再审新证据”的解释，将严重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以及司法公正。

因此，在现阶段可以将这种情形视作“再审新证据”的适度扩张。

也就是说，若原审法院未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予以审查认定，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时又提出的，可以视为新的证据。

四、结语综上所述，新证据制度是举证期限制度的例外，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相互妥协的产物。

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时，一方面应准确把握新证据的类型和要件，另一方面应在准确理解新证据的本质和制度环境的基础上来审查其是否属于提起再审程序的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