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东亚模式的启示《经济学家杂志》2015年第九期特殊的人地结构与保守的农地制度、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转型的提前出现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基础，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老人农业蔓延，伪城市化人口急剧膨胀，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希望以此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扭转城乡差距的继续扩大，但由于相关制度改革的滞后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遭遇转型瓶颈，导致新农村建设效果递减，老人农业继续恶化，严重威胁中国的现代化大业。

然而，老人农业并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东亚地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经过长期努力，东亚模式地区已有效缓解了老人农业危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顺利实现了现代化的赶超。

作为与他们农情相似的近邻，中国应认真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以早日化解老人农业危机，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一、东亚模式地区农业的特殊性与发展目标冲突本文所说的东亚模式地区特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顺利实现现代化赶超的东亚经济体，他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农业现代化的初始情况与中国大陆基本相似，因此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与大陆基本相同。

东亚模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人地结构、人口密度与规模、后发赶超特点，使其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目标与先发国家有很大差别，导致其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与先发国家不同的问题，无法采用先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因此，东亚农业现代化模式深深植根于东亚特殊的区情。

（一）东亚农业发展面临特殊的人地结构由于封建时代发达的农耕经济，长期的文明历史，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普遍比较高，属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其中中国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 3人，韩国为495人，日本为335人，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人，法国为119人，东亚地区人口密度明显过高。

而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进一步降低了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按照联合国统计，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0.26公顷，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基本均为0.03公顷，相对应德国为0.15公顷，法国为0.28公顷，美国为0.53公顷，东亚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偏小。

由于东亚地区人口密度过大，人均耕地过少，丘陵、山地比例过高，导致土地细碎分割，规模化经营难度较大，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二）东亚现代化特殊的后发赶超战略与先发的欧美国家可以通过殖民掠夺、不等价国际交换积累工业化资本不同，后发的东亚只能主要通过内部的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无论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是二战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如此，导致城乡差距扩大。

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不同部门生产率进步速度差异很大，农业部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率提高水平远低于工业部门，使农业部门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东亚人口过密也使农业部门人口过剩问题长期存在，既阻碍了东亚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也抑制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使城乡差距更大。

（三）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土地政策由于土地过度兼并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是传统东亚社会动乱之源，因此，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扶植大批自耕农缓和了社会矛盾。

为防止土地兼并，东亚模式地区实行了严格的耕地最高面积限制和转让限制，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化利用，也限制企业法人到农村承包土地。

应该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土地政策是对东亚近代社会革命的反映，在人口严重过剩，社会保障严重匮乏，城市化水平很低（即使最发达的日本，1945年的城市化率也仅仅为27.8%）的背景下，平均地权、严格限制耕地流转为农民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免除了加于农民身上沉重的地租负担，维护了社会稳定。

大量自耕农的形成也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既保障了粮食供应安全也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

但严格的耕地保护与流转限制也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农业发展目标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等有限目标不同，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较高的人口密度、特殊的赶超战略与土地制度使东亚农业发展目标多重。

东亚农业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保障粮食供应安全，由于东亚人口过密，人均耕地少，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导致本地区粮食供应长期紧张，随着二战后东亚地区人口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冷战背景进一步突出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为保障粮食安全，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限制耕地的非农利用。

东亚农业的第二个发展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保障，战后东亚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但由于经济落后，政府无力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加上战后初期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比较低，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制定了比较僵化的土地政策，以防止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

东亚农业的第三个发展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这在经济起飞后才重点考虑，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业补贴，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实现。

（五）东亚模式地区农业发展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赶超战略决定了他们农业发展目标的多重性，但在这些多重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内在冲突。

首先，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冲突，要实现前一个目标，政府就必须坚持小农经济，严格限制土地流转与兼并，要实现后一个目标，政府就应该鼓励土地流转，扩大农场面积，实现规模化经营。

其次，为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就业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冲突，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兼顾了农民就业与粮食安全，但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还顽固地坚持保守的土地政策只能延缓农业现代化转型，导致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传统农业衰落、耕地被大量抛荒、弃耕，必然影响粮食安全。

再次，提高农民收入与保障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着冲突。

要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严禁耕地的非农利用，鼓励主粮种植，但东亚农场规模过小，主粮种植缺乏比较优势，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缩小主粮种植面积，允许部分农地的非农、非粮利用，这必然降低粮食自给率。

东亚模式地区特殊的区情与后发赶超战略使他们普遍制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也使他们的农业发展兼顾着多重目标，但由于各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直接影响到他们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

二、东亚模式地区化解农业发展目标冲突的主要对策为化解农业现代化目标冲突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东亚模式地区顺应时势适时地进行了制度创新，不断调整农业发展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农业恢复阶段还是在以农促工、以工补农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本措施。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道路、电力设施建设，土地平整，新品种开发，农业机械的推广等。

在二战后农业恢复、以农促工阶段，尽管东亚模式地区为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供应安全和工业化的原料供应，增加外汇收入，很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资源有限，农村资源的净流出，这一阶段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限。

随着东亚模式地区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失，小农经济衰落，严重威胁到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障粮食供应安全，东亚模式地区先后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

日本工业化最早，乡村建设运动开展也最早，1955年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开始了战后首次“新农村建设”。

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开始了第二次“新农村建设”，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种化。

从1956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就进行了农地重划活动，通过对国土的整治，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农地生产能力。

1991年，中国台湾农政当局出台了《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推动了以“发展农业、照顾农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富丽农村建设运动，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生活。

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通过新村运动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扭转了乡村的衰败。

（二）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业是弱势产业，东亚地区的小农经济更加弱势，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扭转衰落命运，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农村过度衰败，东亚模式地区实施了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除先后减免农业税外，还采取了一些共同的支农政策：（1）提供价格补贴。

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最低保护价，目标价格补贴，直接补贴等，通过价格补贴，东亚模式地区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激发了农民务农积极性。

（2）提供农机购置、基础设施建设补贴。

为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政府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修建农产品加工、储藏设施提供补贴。

（3）提供金融支持。

农民平均贷款额度小，贷款风险大，普通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为保证农业发展的融资需求，东亚模式地区政府先后成立了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与商业银行、农会合作提供政府贴息贷款，既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也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发展。

（4）对耕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新农人进行补贴。

为促进耕地流转，政府对买卖耕地、签订长期租售协议的双方进行补贴，耕地流转面积越大，补贴越多。

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也通过补贴变化进行调节。

为缓解老人农业危机，吸引年轻人务农，政府对初次务农的新农人提供一定额度的创业补贴和生活补贴。

（5）完善农民社会保障。

为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实现社会公正，日本于196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于1995年分别将农民纳入国民年金制度，设立老人农业福利年金。

（三）适时的农地制度改革随着东亚模式地区工业化的起飞，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二战初制定的农地制度已经落伍，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桎梏，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过度流失，农业增长停滞，仅仅依靠外部输血式的农业补贴显然不够，必须通过农地制度改革释放土地潜能来提高农村内源性发展能力。

但考虑到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农地制度改革是渐进的，第一步是在坚持农地农用前提下，逐步取消对家庭农场耕地面积的最高限额，鼓励耕地的适度流转，扩大农场规模。

日本工业化最早，刘易斯拐点也来得最早，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也最早，1970年日本修改《农地法》，废除旧法中对拥有土地最高额的限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

[1]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于20世纪80 年代，韩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纷纷进行了类似的土地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