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浙商》记者徐王婴一位温州商人对记者说，“到北京出差，几乎所有的酒店，一看你的身份证是温州的，住宿费自动打对折。

”今天，无论是到北京、上海，抑或是香港、纽约，随着一个个“浙江村”、“浙江市场”的兴建，随着浙江游客在海外和国内的京城、大上海等地大把大把地花钱，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和社会精英，浙江商人开始成为这些城市最受欢迎的人群之一，并成为中国财富的一个符号。

浙江人，因浙商群体的崛起而感到了荣耀。

某种程度上，浙商的崛起或者说引人关注与排行榜有莫大的关系。

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企业家荣登榜上；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浙江有17位；2002年又有11 位，2003年的《福布斯》榜中又有13人上榜，而在胡润的富人榜中17位浙江人登上中国内地百富榜，在“《新财富》400富人”中（以企业所在地计算），人数最多的依然是浙商，占了62名。

与此同时，2003年全国工商联按照年营业收入总额“炮制”了2002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500强的名单。

浙江民企共入围185家，占总数的37％。

其中，前十位中，浙江企业有其四，前100强中，浙江占了34席。

而这“500强”的排名，浙江早在1999年就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而最令人刮目的还在于浙商庞大的群体阵容。

截止到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这个陆地面积仅为全国陆地面积1.06%的资源小省，其GDP水平位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已经多年稳居第一。

一串串令人眩目的数字掀起了浙商的盖头。

浙商，被人们惊呼为“中国财富制造商”与“东方犹太人”。

然而，如果以为浙商是中国开天辟地最为响亮的商帮，那就是孤陋寡闻而且颇有夜郎自大的意味了。

浙商正在崛起，就像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精神且健康地成长着。

但在浙商之前，早已有晋商、徽商、因各自辉煌500年的商帮历史而彪炳史册了。

A>翻开历史的画卷——画面一：晋商，创造“海内最富”的奇迹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吃惊于晋商的辉煌历史。

“二百年前，当美国还是一片荒凉的的大陆时，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水陆码头，甚至远至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朝鲜的平壤、日本的东京及南洋各地。

他们凭的是艰辛，凭的是智慧，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信义，以及先进的实用的管理方法，把经理人——大掌柜制度-——及财务总监——大掌柜制度发展得日臻成熟，他们用完善的股权分配制度维系着商号的健康发展。

”阅读这样的文字，你的惊讶一定不会输于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

《抱愧山西》是余秋雨在领略了晋商文化之后的感慨。

“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大作家对晋商的惊叹显然要比人们对浙商的称赞更加“浓墨重彩”。

那么，晋商到底成于何时，又从何时起淡出中国的经济大舞台？据载，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

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甚至更远到春秋战国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太谷县也被誉为“中国华尔街”。

地处中国内陆的山西，一个资源并不充沛的省份，在母亲河的滋润下，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让西方人也大为惊讶的“中国华尔街”的奇观！但明清时崛起的晋商，最终却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在清末民初时在战火中黯淡了身影，光环褪尽。

画面二：徽商，书写“无徽不成镇”的传说“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古徽州大地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令诗仙李太白为之流连忘返。

北临黄山、东靠天目山、南接千岛湖的安徽歙县，是徽商的发源地。

与敦煌学、藏学等并驾齐驱的三大地域文化显学之一的“徽学”，就植根于这快土地。

在歙县附近，至今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址——黄山和花山谜窟，还有当年乾隆皇帝御书的“锦绣江南第一乡”——歙县棠樾牌坊群。

透过至今还保留完好的数千栋古朴清雅的古民居，百余座古祠堂和气势雄伟的牌坊群，是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盆景、徽墨歙砚深厚的文化底蕴。

汲取着这厚重的文化营养，徽商纵横驰骋于中国商界50 0年，创造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辉煌。

据载，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

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 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徽商不仅以盐典茶木等行业著称，而且也插手海上贸易，边陲海疆，乃至海上，无不留下其踪迹，称雄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两岸，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

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当时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资8100英磅的数额了，清代扬州从事盐业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之巨（而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国库存银只有7000万两）。

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然而，就好比天生就是为了对应北国的晋商，几乎与晋商同时兴起，同时享誉全国的徽商，偕同着晋商没落的节拍，在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渐趋衰落。

B>解读通用的密码——没有理由盲目地认为晋商、徽商都从辉煌而没落了，浙商就一定高明很多。

或者，以为晋商、徽商不过尔尔。

两个内陆、偏僻的省份，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农耕制度的土壤上酝酿出市场经济与商业文化的嫩芽，这不能说不是奇迹。

而他们双双纵横驰骋于海内外500年，创造出“富可敌国”的财富。

其内在的精神、文化的底蕴、经营的理念等一定可以成为今日浙商得以承继的历史血脉。

是的，浙商的发展，是对历史的承继，不但承继了过去浙商的精髓，更是得到了晋商、徽商成功的要义。

共性一：穷则思变的创富动力晋商——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

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

”生于艰苦却不满于穷困，就成了昔日晋商的创富原动力。

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则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

晋商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

就是这个“中国金融之父”，乃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细窑的一个农家子弟，因家境贫寒而早早地弃学就商，历经磨难，最后成为我国银行业——山西省票号的创始人。

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

乔贵发原来是一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

后经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积累了白银一千万两。

徽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说的是古徽州的创业者们大都也是出生贫寒，历尽艰辛的。

曾有人回忆旧时徽商出去经商，往往会带这么几件东西：一个是网兜，一个是绳子，一个是米粉。

到一个地方肚子饿了，他只要找当地的人要点水来冲一下，调一下就可以吃，一分钱都不用花。

网兜是用来背东西的，那么绳子呢？如果网兜破了，绳子拿来补一下。

徽商出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赚到钱的，80％以上是赚不到钱的，很多人说必要的时候，可以拿这个绳子上吊。

浙商——至于浙商，且不说以宁波帮、龙游帮为代表的老浙商，就是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浙商，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出生农民。

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主，就是入选《福布斯》的豪富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等，都是农民出生，而且尝尽人间的辛酸与苦辣。

所以，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经商打工的就达330多万人。

生于艰苦、嚼得菜根，卧薪尝胆、坚忍不拔；成为中华商人共同的血脉，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共性二：重商立业的文化底蕴晋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

但山西人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

徽商——虽然，徽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儒”字。

但由于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习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的观念在徽州百姓心中扎下了根。

有一段典故说的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在徽州读书人心中逐渐得以确立的故事：歙县人许文广在家读书日久而未获成功，家境却渐渐贫寒，遂悲泣曰；“吾为人子不能养母，顾使母养耶！我生之谓何？”于是弃儒经商。

可以想象，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商业文化的形成与破土而出更多的是迫于百姓现实生活疾苦的无奈。

浙商——而浙商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搠到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再到清代浙东实学派。

浙江这块土地，重商思想一以贯之。

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

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

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

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从某种角度说，浙江也许要庆幸自己较长时间里远离政治的中心，才使得事功学说与文化得以延续。

共性三：诚信义利的经营理念说起晋商与徽商，人们都会提到一个“诚”字，一个“信”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