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专家、学者撰写了不少论述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外交学院苏格教授倾注十多年心血写就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书是这些著作中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部著作视角独特，立意新颖；材料丰富、翔实（包括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史实）；立论深思熟虑，既以宏观史实为基础，以此审视当前现实，尽可能站在世纪战略的高度，又以此预测今后的发展。

中美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我国外交政策以第三世界为基础和依托，同时处理好同周边邻国关系和其他大国关系等相辅相成，形成了我国外交政策丰富的内涵和框架。

就中美关系的发展而言，它既有发展的一面，又有波折的一面；既有前进的一面，又有起伏的一面。

往往是发展中潜伏着分歧，前进中孕育着曲折。

之所以引起起伏和波折，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最为关键的就是台湾问题。

可以说，台湾问题影响、左右着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要取得更大的进展必须取决于双方对这一问题是否采取正确的态度。

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一贯明确、坚决，因台湾问题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波折和曲折责任当然不是来自我们这一方面。

苏格教授所著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紧紧抓住中美关系中的这一关键，抓住了广大国内外读者所密切关注的台湾问题，以台湾早就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与美国违反自己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承诺，从而从根本上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种种行径为主线，原原本本地阐述中美关系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整个过程，切中中美关系关键因素——台湾问题这一要害主题作深入、精当的分析，并做出切合实际的种种论断。

从这部著作中，人们可以听到历史的脚步声，读到一篇篇一页页动人心魄的史料：50年代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派兵进驻我国领土台湾，甚至以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弋对我进行威胁。

1956年4月，周总理在印尼万隆发出正义的呼声：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第二年，美国被迫同中国在华沙举行大使级谈判。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双方开始接近，1972年2月双方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并在两国首都设立了联络处，之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事隔不久，美国却在1979年4月签署了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并在1980年向台湾大量出售武器。

中国不断提出抗议，后经过双方长达10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82年达成了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报》，避免了一场中美关系的严重危机。

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特别是近几年，中美围绕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一直是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

1992年，又是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 —16战斗机，紧接着又于1995年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我国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和军事演习期间，向台湾海峡水域派遣航空母舰，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

此后，江主席于1997年10月访美，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

双方在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

在这次访问中，克林顿总统在上海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提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从苏格教授列举的事实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究竟谁是谁非，并可明确地看到美国先是对新中国观望，后又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继而把台湾作为对华战略的王牌，再而为牵制、制约中国，又把台湾作为美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对华战略的一张王牌。

遗憾的是，在美国，迄今仍有一小部分极右人士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地套用联合国非殖民化的原则，把台湾划归殖民地，得出“台湾
应该独立”、“可走公民自决之路”的荒谬结论。

这一方面说明这些人公然推翻《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另一方面表明这些人为支持台湾独立，甚至置最普通的国际常识和国际法原则于不顾。

可见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既是尖锐复杂的，又是长期持久的。

苏格教授还本着“理顺历史脉络，明辨是非曲直，着眼未来发展”的目的，尽可能站在世纪战略的高度来预测中美关系的未来。

他一方面指出发展中美关系特别是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回顾历史进程来看，中美人民的友好交往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有必要发展和推进这种友好关系；从当前现实来审视，中美又在世界许多重大问题上享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乃是逻辑的必然。

与此同时，他又很有深度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存在的各种分歧，即通过意识形态因素、战略安全因素、经济贸易因素和台湾因素表现出来的歧见使中美关系又不时出现摩擦和斗争。

只有把握这一脉络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才能保持清醒头脑从容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