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史记》的研究和发展
《史记》蕴含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三千
年的中国 历史，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双重美誉。司
马迁以五种不同的体裁，即本 纪、书、表、世家、列传，纵横交错地
架构出这三千年的历史，立体化、系统化地展现了风 云变幻、丰富多
彩的恢弘历史生活。历史是文化的载体，伦理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
特性，因而抒写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的《史记》无疑有着明显的
伦理文化特征。司马迁的伦理价值观有着自己理想的道德情感与取向，
但他并没有以此来一味地 抹杀社会伦理价值观，而是在《史记》这部
巨著中，使两者得到了兼容。后学者对于《史记》伦理文化的研究往往
侧重于主体性，而忽视主体性背后的大的文化背景。应从伦理学的角
度、社会政治学的角度、主体性的角度来解构《史记》的历史史实，探
索大的文化背景下，史公的伦理价值观以及伴随历史的进展而发展着的
社会伦理价值观，以求重新整合《史记》所具有的伦理文化特征，使这
种评价更具全面性，更具客观性。 第一部分从伦理学的角度，即从道
德行为以及支撑其行为的价值背景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取之
以“道德外化”与“道德内化”的两个基本方面，展现从商朝 到汉代
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人伦关系的三个基本层次，即君臣、父子、社会普遍
的人际关系，以此解析《史记》实录中所展现的社会伦理价值观。通过
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时期道德规范的阶段性，也可看出其承继性。
当道德主体处于矛盾中，即道德主体处在功与德，利与德的双重选择中
时，道德规范体系便呈现出其约束性。道德规范的约束随着人们对于功
利的追求，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的状态为人们所膜拜。第二部分从社会
政治学的角度，即从政治与伦理的内在互动关系来探究 《史记》的伦
理文化。这部分从三个层次加以分析：首先，从表层和深层概略地追述
了伦理政治的精神。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性，从文化原理而
言，则是透过血缘 伦理的组织，建立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原理。另
一方面作为政治运作方式，推行者并不关注伦理与政治双向同化所构成的理想政治境界，一心全在由这些达到的政治控制 效果，故伦理常成
为政治的装饰。这就是伦理政治精神所包含的两层涵义。第二，从具体
的伦理政治事实中来求《史记》伦理文化的政治特性，即伦理与政治的
相互牵制性，即伦理文化的现实性建构。第三，从《史记》所记叙的有
关一些思想家的列传或者 《史记》中所展开的政治家、文学家的对话
或他们思想的阐释中，来寻求《史记》伦理文化的人文精神，即伦理文
化的理想性建构。第三部分从主体性的角度，即从写作主体司马迁的伦
理价值观来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第一，阐释司马迁的社会伦理理
想。即《五帝本纪》《夏本纪》所展现 的为君之德和为臣之德构成一
个整体，体现了司马迁的社会伦理理想。第二，阐释司马迁的伦理价值
取向。有明显道德涵义的传记，叙述典章制度的《八书》，体现总的时
势的《十表》之序都融汇了司马迁的伦理态度。第三，阐释司马迁的伦
理情怀。《史记》 篇末“太史公曰”以及《太史公自序》从不同的角
度，但却是从同一层面使太史公司马迁的伦理情怀得以直接抒发。 通
过以上的分析，《史记》伦理文化得以全面地展现。伦理学的角度、社
会政治学的角度、以及主体性的角度是一个层面上的不同立足点，但这
三者密切相关，体现了《史记》伦理文化之精义。即人们对于作为道德
规范最高典范的“德”，其顶 礼膜拜的情怀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
即使太史公也不能免俗。
《史记》的完成距今已两千多年了，它自传布开来以后，历朝历
代都有不 少人注释它，说明它，研究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史记》研究更是出现了新的局面，研究论著发表数量之多，研究专题
之广泛，研究程度之深，研究方法之多样，都是空前的。在《史记》中
悲剧性崇高人物形象的两种类型，即：1．为社会变革而牺牲的悲剧英
雄；2．由于自身缺 陷、过失而导致失败的悲剧英雄，从马克思主义人
类学角度，指出了他们身上所蕴含着 的牺牲精神。 《史记》先介绍了
康德、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崇高的认识，在以秦始 皇、汉武帝、孔子等
人为例，从审美感受的角度阐明了这类人物也同样能给人竹来崇高 美感，并从中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可宝贵的建功立业、
奋发有为的 旺盛生命力。又从精神崇高的内在审美本质人手，去发
掘、体验人物形象 精神世界中的崇高美，按精神崇高的具体内容划
分，又分为四个小部分：1．为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而以弱抗暴、甘愿
自殉的崇高人物；2．热爱祖国，不惜以身相殉的崇高 人物；3．急人
解危、见义勇为、不惜杀身成仁的崇高人物；4．自强不息、终成功业
的崇高人物。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而得出本探讨的基本结论，即从美学
意义上的崇高观人手，《史记》中的诸多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崇高美，
当我们在与他们进行心灵碰撞时，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来之于对方的崇高
美感，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崇高美感，除了人物形象自身固有的因素
外，作者司马迁的崇高人格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对《史记》中的诸
多人物形象加以分析、挖掘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崇高美，体会到伟大的华
夏民族精神文化中最宝贵的灵神。
司马迁的史家主体意识是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
对历史这一客体的再创造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体验和自觉认识。
它主要是在史学传统、社会实践、个人遭遇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
中逐步形成的。司马迁采用“诗”的方法去描述历史对象,用文学
笔法表现历史内容,从而形成了《史记》“诗史交融”的特色,使
《史记》实现了“历史实录”与“艺术创新”的高度融合。 司马
迁的史家主体意识在《史记》人物传记中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鲜
明的感情性、苦心经营的叙事结构、通体观照的人物传记。司马迁
写作《史记》人物传记,不是纯客观地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常常把
自己融入角色,把他对历史的考察,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以及自己的
生活体验和真挚感情,凝聚在作品中,因而使《史记》具有了浓郁的
感情色彩。《史记》的抒情渊源、抒情内容、抒情方式、抒情效果
四个方面探讨了司马迁的史家主体意识与《史记》传记文学情感力
量的关系。司马迁苦心经营的叙事结构,是他实现其著史理想的重
要途径,他可分为大结构、小结构两个层次。大结构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它们不仅
各具笔法,自成体系,而且又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小结构即《史记》
人传记具体篇章的结构模式,司马迁在一般模式的基础上,又因人而
异地创造了“红线贯串式”、“绾结串连式”、“穿插包孕式”等
多种结构方式。司马迁在撰写人物传记时,运用了通体观照的手法
来结构全篇，形成缜密的艺术构思。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大瑰宝更是历史学上的
重要文献，对研究我国的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