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三大焦点王焱内容提要“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由它衍生的文艺学科边界问题的论争，无疑是近三年来文艺学、美学界最受瞩目的话题。
围绕这一话题，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交锋，交锋主要来自对语境条件、主体身份以及对象性质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形成了论争的三大焦点：即“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不是当下中国的本土命题；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应如何；“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美的泛化，还是美的异化。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条件主体身份对象性质“日常生活审美化”(以下简称“日”)以及由它衍生的文艺学科边界问题的论争，无疑是这近三年来文艺学、美学界最受瞩目的话题，《文艺报》、《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众多权威报刊都为之辟出专栏，《文汇读书周报》甚至将之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这场引发了广泛关注的论争，尽管商榷质疑之声尖锐直截，你来我往颇有几分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但所幸参与论争的各位学者均能保持良好的修养和气度，使得对学理本身的探讨能够深入下去。
时下，这场论争虽已过高潮，但仍未落幕，笔者以为，实有必要在这个冷静但尚未冷却的当口，即认识日趋理性而激情尚未退却的时候，对论争本身进行一番客观的回顾，并对论争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梳理，以图发掘出论争本身的意义及其背后的问题。
纵观这场论争，交锋主要来自对语境条件、主体身份以及对象性质的不同理解，而论争焦点也由此形成。
一、语境条件：“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不是当下中国的本土命题？“日”最早见于陶东风的文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1] 根据陶东风的解释，“日”意指审美活动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诗歌、绘画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乃至居室装修等。
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
而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陶东风在提出“日”这一命题之后，随即摆出该命题的西方资源，如维尔什、博德里亚、费塞斯通等人的观点，以加强印证对这一命题关注的合法性和急迫性。
然而，恰恰是这一对西方资源的引征，诱发了许多学者的征讨，纷纷对这一命题语境条件的本土真实性和正当性表示怀疑，认为该命题作为“美学用语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实质上是个“伪命题”，至多不过是个“局部命题”。
赵勇饱含激情地表达了这种质疑：“这是一个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话题吗？好像不是，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一命题出自西方理论家之手。
……依我的判断，西方学者提出这一命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他们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要为当下的社会形态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但是中国进入到一个后现代社会了吗？相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
……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2] 朱国华也表示：“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未能摆脱生活的必然性困扰、还在向着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课题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还不是一个普遍性命题。
”[3]可以说，赵勇和朱国华的这种担忧代表了许多“左翼”思想者的心声：在一个不仅理论资源需要进口，就连问题意识都依赖进口的年代，鉴于“唯西方”情结的扭曲和“伪命题”的泛滥，学术界应该警钟长鸣。
因为这种忽视语境条件，将特殊阶层的话语在学术研究的合法名义下偷换为普遍性话语的做法，不仅有可能使自己的话语阵地为西方话语的跑马场，而且会有可能使研究者自身成为特殊阶层的共谋者。
总的说来，持“非本土论”的诸位先生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对“无远弗届”的西方理论保持着高度警惕，更对“盲目崇洋”的当下学风极为反感。
王元骧曾在《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一文中忧心忡忡地写到：“关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总的印象，笔者很同意有些学者以‘跟风赶潮’、‘追新逐异’八个字来概括……西方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现代的、后现代的几乎都在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界找到回应，以致有人把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比作西方文艺理论的‘集散地’。
像前几年流行的‘纯文学’，近年来又被人炒得火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何尝都不是一种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文学观念？”[4] 二是对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敏感的认识，对草根阶层、劳苦大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对食利的权贵阶层持激烈批判态度。
童庆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对普罗大众的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绝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
他们提出的新的美学也不过部分城里人的美学，绝非人民大众的美学，或者用我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话来说，这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
”[5]为此，陶东风曾专门撰文《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作为对童庆炳的回应，他着重指出：“我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
(笔者按：这似乎与他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文所提出的大众文化中心转移的论调有些出入)……我并不认为一个目前在数量上没有优势的事物就不值得去研究。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虽然是集中在中国城市的现象，但是正如在经济上城市对于乡村具有辐射力一样，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也是这样。
我不能否定中国许多农村地区还较穷或很穷，但是由于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的极大普及，城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到农村。
追求名牌、追求夸饰性消费的心理在农村同样十分普遍。
因此我并不认为研究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更何况学术研究可以也应该具有超前性。
”[6]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也对“日”的现实基础进行了积极的辩护。
杨春时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审美批判理论是外国资源，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基础。
这种观点之不妥当在于，审美批判是针对现代生存而发，而现代生存方式具有普世性，不独西方为然。
中国目前已经开始确立现代性，现代社会的弊病已经显露，虽然没有发展到西方那样的程度，但性质是一样的。
因此，开展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是有现实基础的。
”[7] 朱志荣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话题近年开始在国内流行，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有西方后现代理论影响的原因，又有着当前日常社会生活发展的现实背景因素。
”[8]“本土论”的诸位先生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之所以总是能风靡全球，并让中国等第三世界社会蜂拥跟随，是因为西方文化现象的背后总有强大的政治经济作其后盾。
只要我们在政治经济上承认西方强势渗透的事实，那么在文化上步其后尘的处境也就不可避免。
因此，“日”可判定为一个源自西方，但却具有或即将具有或迟早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命题。
也就是说，“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客观存在，其不仅是当下中国的既成事实，而且将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主体身份：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应如何？如果我们承认“日”的确是当下社会的一个日渐壮大、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对于这个现象，研究主体应该持有怎样的价值取向和言说立场，即研究者的身份问题便亟待揭开面纱。
总的来说，对“日”进行研究的学者，其身份可分为三类：批判者、阐释者和辩护者。
不难发现，其中“批判者”的人数最为众多，否定质疑的声音也明显占了上风。
以下信手拈出的观点尽为征讨发难之词：鲁枢元对“日”这一现象的定性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
[9] 赵勇的定性则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
”[10] 耿波慨然直言：“‘日’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代学术在当代文化生产中日渐显露出来的庸俗的一面：食利性。
”[11] 姜文振更是沉痛呼吁：“我们需要的决不只是给‘审美化’的消费文化锦上添花、涂脂抹粉，更需要为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为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雪中送炭，更需要在工具理性、金钱力量独霸的消费文化日趋扩张之时保持澄明的人文理性与批判精神。
”[12]统而言之，“批判者”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他们继承了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一贯的精神血统，以“人文精神”守望者的身份为社会立法，对社会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种种流弊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着深深的焦虑。
“阐释者”是赵勇对陶东风的一个基本定位，也是当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欣然扮演的一种角色。
对此，尽管陶东风表示并不同意，但在我看来，这一定位大致可以成立。
“阐释者”是相对于“立法者”而言的一个概念，指只涉及事实陈述，不作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身份。
虽然陶东风多此撰文申明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声称“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
”[13]。
然而他在《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的一句辩词，却无意中泄露了身份，他写到：“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比如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提是对它的学理性的研究”。
[6] 这句话表明陶东风的研究逻辑是：先阐释再批判，阐释是批判的前提。
换言之，事实陈述是价值判断的先决条件，在研究中起到第一性的作用，言下之意：一个研究者首先必须是个阐释者，而后才有可能成为别的什么者。
而对于真正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立法者”来说，他们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合二为一、血肉交融、没有前后之分的。
再者，依据陶东风一贯的行文风格和整体上的立论来看，尽管他的文章中有对消费主义忧虑和批评的文字，但这种文字常常是惊鸿一瞥、蜻蜓点水，而并没有构成他思考的重心和行文的重点，更多的还是对文化现实不动声色的描述。
而这貌似客观谨慎的、价值判断缺席的、言说立场沉默的研究，很容易导致他人得出其“价值立场的暧昧”的结论。
鲁枢元曾质疑过这种模糊不清的价值趋向。
耿波更是预言了这种“阐释者”向“辩护者”的嬗变：“如果‘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不向前走一步，走出勇敢的批判的一步，那么这样一种仅仅满足于描述的理论，最终会变成资本生产商的‘超级广告’。
”[11]事实上，陶东风更倾向于被看作为“日”辩护者。
尽管陶东风曾郑重声称：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并不包含有为之辩护的立场”，[6] 但他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声援之词还是隐约可见的，在《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一文表现得则尤为突出。
但与王德胜比起来，这种辩护的势头则有点“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