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暴得大名”靠的是什么？

2015-05-11 09:58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叶胜舟286次点击:我要评论

胡适有才、有名，是个细心帅哥、体贴绅士，一生非常有女人缘，他也擅长关心女性。据说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临窗又有女生，他就会走过去关上窗户。1955年11月，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去中国餐

胡适(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入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文学革命 暴得大名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首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名叫《兰花草》，改编自胡适1921年10月4日写的白话诗《希望》。

胡适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影响最大、最深、最远的贡献，是他首倡了白话文运动，掀起了“文学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第一部白话学术论著，他的《终身大事》是第一部白话戏剧，他的《短篇小说》是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他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白话诗《希望》就是其中一首。这些均为开山之作。

《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新文学的“八不主义”，是胡适的成名之篇。先在《留学生季报》发表，反响风平浪静，泡沫都没起一个，又抄了一份寄给国内的《新青年》。陈独秀独具慧眼，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后，文章轰动全国，胡适风靡学界，成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播种机”。胡适当初没想到，“一稿两投”竟然无心插柳柳成荫。历史吊诡之处在于，这篇大作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却用文言文来写。

胡适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陈独秀接着写了篇《文学革命论》，首提“文学革命”概念，狠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比胡适的“火药味”更猛。胡适继陈独秀之后又写了篇《建设新文学革命》，他刚出道、出名，典型的文艺“小鲜肉”，鼓吹“革命”还有些心虚，所以标题中加了“建设”两字缓冲。 陈独秀、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座”，或者说是“双发动机”。两人带领志同道合者推波助澜，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20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

4月再发通告，分批废止旧国文教科书，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参改语体文”。流行了几千年的文言文，仅用3年多时间，就被白话文取代了。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演讲中认为，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周策纵在《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中评价，“白话文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感慨：“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胡适也不矫情，毫不吝啬地称赞了白话文的作用和地位。认为语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内容的更新无从谈起。白话文运动就是中国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破除掉第一层“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写道，“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在《口述自传》中又说：“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旧文化难免有碰撞、有火花。蔡元培主掌的北大“兼容并包”，各式学术大腕云集，趣闻逸事也多。黄侃推崇“国故”，师从章太炎，瞧不起新文化。这个“狂狷”思维敏捷，口才了得，与胡适泾渭分明，互存芥蒂，常调侃胡适。

例如，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真心。”胡不解，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叫„往哪里去‟才对。”又如，黄侃常在课堂上大骂新文化，大骂胡适和师弟钱玄同。“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只须„妻丧速归‟即可，光电报费可省2/3。”

清华出身 北大栋梁

胡适与中国的两所名校清华、北大渊源很深。1910年，胡适考中游美学务处(筹备清华学堂)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同批金榜题名、后来担任浙大校长13年的竺可桢保留了一份榜单，其中赵元任列第二，竺可桢列第二十八，胡适列第五十五。

1924年2月2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致函胡适，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同时动员他出任筹建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有自知之明，表示只做顾问不做院长，清醒又谦虚地推辞：“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同时他建议清华研究院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专题研究的办学方针。

胡适的真知灼见，曹云祥深以为然。清华国学研究院 “四大导师”如日中天、辉煌难及，背后其实有胡适这位伯乐“推手”。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诗句，说的就是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故事。

中原大战结束后，清华大学呈文，请示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三者中选一位校长，政府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由全部否决。1931年3月17日，清华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接见时干脆回应：“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胡适哭笑不得，3月18日的日记中记录：“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胡适因《文学改良刍议》一举成名后，趁热回国。1917年9月10日，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进北大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27年才学位到手)，蔡元培爱才、惜才，帮他学历“造假”。1922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32年，又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功底深厚的名教授担任。胡适来北大后，重新编写讲义，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从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思想开讲，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胡说”，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此时，顾颉刚建议学生领袖、同舍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听了几天后，告诉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傅斯年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后来还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胡适晚年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傅斯年)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他对北大学生也颇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

在众多的身份与头衔中，胡适对“北大校长”颇为看重。即使1949年4月离开大陆，无论寓居美国还是漂泊台湾，仍旧以北大校长自居。在1957年6月4日所立的遗嘱中，他将留在大陆的“102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大。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胡适在美国求学7年，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和哲学史训练，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宣称，“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倡导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免“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胡适在《我的歧路》中也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在北大教了一年课，胡适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不断增改扩充，形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此作序，肯定了四处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的眼光”，老子以后的诸子平等，各有长短。自负的冯友兰也认可胡适的这本著作，“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顾颉刚称赞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的另一名篇，他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因此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旁征博引近二十种古籍，得出六条结论，确认了曹雪芹是作者，弄清了曹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和写作年代，认定了《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在作品版本问题上，确认《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他在晚年的多次演讲中，经常以《红楼梦》研究为例，阐释其实验主义的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21年7月11日，胡适撰写的《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有句经典──“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读者是否感受到历史的穿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是否有可能殊途同归?

多研问题 少谈主义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一针见血地抨击，“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他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等等。“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李大钊看到此文后，随即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同时“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胡适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

胡、李之争，用现代语言描述，其实争论的是“仰望星空”还是“脚踏实地”，两者不可偏废，但又往往过犹不及。

我的朋友 名满天下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一句口头禅，也是此后几十年社会名流互托身份的一个符号，凸显了胡适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据唐德刚《胡适杂忆》，此语出处无考，但胡适颇为得意。一方面说明胡适朋友遍天下，天下无人不识君;另一方面也嘲讽那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之辈，动辄就把自己与胡适的大名联在一起，“拉大旗作虎皮”。

自1917成名至1962年去世，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政治上都一直笼罩于光环之中。他为人真诚、宽厚、热情，不及鲁迅尖刻，没有徐志摩花心，更不似郭沫若投机。回顾他热闹的一生，总是演讲多、客人多、宴会多、兴趣多。

1948年12月，胡适匆忙离开北平，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与其通信的人几乎全是当时活跃在政治、文化、学术、军事等领域的VIP。既有国民党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李宗仁、张学良等;也有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还有社会贤达，如梁启超、章士钊、宋庆龄、罗隆基、黄炎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