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
一、重庆定为陪都
淞沪抗战失利后，日军进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西迁重庆。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主席林森①随即率国民政府主要办事机构人员到达重庆，１２月１日，正式在重庆办公。从此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都。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市区扩大，人口由２０多万增加到５０万人，重庆逐渐成为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重庆在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５日已经建市，不过当时还是省辖的普通城市。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决定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属的特别市。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②。当时的市区范围，东至大兴场，南至南泉、渔洞，西至歌乐山、中梁山，北至嘉陵江边的渡溪沟③。此外，还把歌乐山以北至巴县青木关、歇马场及北碚一带划为迁建区。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但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要地位依然存在。直到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被推翻，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①林森（１８６７年～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主席。１９４３年５月因车祸受伤，８月１日逝世。
②陪都，是一国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地位仅次于首都。
③渡溪沟，在磁器口以北、井口以南处。
二、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
沿海工厂的内迁和重庆工业的发展
抗战前，重庆虽然已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中心，但经济的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沿海城市。１９３７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有１２００多家，技术、设备都较先进，产量也较大，而重庆不过只有机器工厂六七十家，仅占全国工厂总数的１．７％，不仅规模小，而且生产手段落后。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沿海城市的纷纷沦陷，大批工厂从沿海和省外其他城市迁入重庆，成为战时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１９３７年秋至１９４０年６月，迁入四川的民营企业２５４家，其中迁入重庆的厂矿为２２５家，占迁入四川厂矿总数的９０％，包括机械、矿业、化工、电器、纺织等工业。同时迁入重庆的还有近万名技术工人。从长江的唐家沱至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至綦江，布满了大大小小４００多家工厂。以重庆城为中心，由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我国抗战时期的“金三角”。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区中，重庆是大后方惟一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集中了我国抗战时工业经济的命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工业中，军工、机械、煤炭等行业占有重要地位。抗战开始后，国防部兵工署所管的７个兵工厂陆续迁入重庆，重庆和太原成为全国两大军火生产基地。太原沦陷后，全国抗战所需的枪支弹药，主要依靠重庆供给，直接为军火生产服务的钢铁工业在抗战时期有了发展。１９４５年，机械工厂已有４００多家，技工１万多人。重庆的采煤业也有了发展，年产量由战前的１０多万吨增加到近１００万吨。此外，重庆的纺织、造纸、制革、玻璃、食品等工业的发展也较快。到１９４５年，重庆共有工厂１１００多家，约占大后方工厂数的１／２。城市人口１２５万，其中产业工人１０万，占大后方工人数的１／２。内迁工厂不仅成为战时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还奠定了战后重庆经济发展的基础。
随着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沿海工厂的纷纷内迁，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及重庆人口的剧增，抗战期间，重庆的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１９３７年，重庆的百货业仅７０家，１９４２年，发展到２４００多家，增加了３０倍。到１９４５年，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发展到近３万家。重庆成为全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全国公营、私营银行汇集重庆，重庆金融业迅速发展，除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等四大银行设在重庆外，其他一些省市的银行也集中在重庆。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重庆银行钱庄多达１６２家，成为全国金融中心。抗战时期，重庆水陆交通和航空运输迅速发展。宜昌沦陷后，重庆成为长江、嘉陵江航运的中心。轮船沿长江，上可驶到宜宾，下可驶到湖北的三斗坪。沿嘉陵江，可驶至合川。当时后方不能生产的或奇缺的物资，先在三斗坪集中，再由船只转运入川。运送川军出川抗日，运送军火到前线，也全靠川江运输。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前只有船４６艘１．８万吨，抗战时期最多时达１１６艘，运输能力也提高了一倍以上。陆路交通也较发达。由重庆至成都、贵阳、宝鸡、兰州等地都有公路运输。在航空运输方面，开辟了重庆至香港、昆明、成都、西安以及仰光、河内的航线。
四大家族的经济掠夺
抗战初期，重庆经济发展很快。但自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重庆经济发展陷入困难局面。到抗战后期，重庆的经济濒于崩溃的地步。一方面是因为日军侵略东南亚，作为物资转运地的香港沦陷，滇缅运输中断，国际通道受阻，使重庆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遇到困难；更主要还是由于四大家族利用政治上的特权，打着国营事业的旗号，千方百计进行经济掠夺，扼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四大家族通过限制贷款、征收重税等手段，大肆摧残民族工商业，使不少工厂企业停业、倒闭。到抗战结束时，民营纺织业、机械业倒闭的厂家达２／３。四大家族趁机吞并民族工商业，官僚资本迅速发展。到１９４３年底，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６３％。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占了全川近４００家大工业资本总和的１／３以上。四大家族还在重庆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大发国难财。抗战八年，共发行纸币１０３０００亿元。到１９４５年７月，重庆物价比战前上涨５００多倍。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工人实际收入急剧下降。以豫丰纱厂合川分厂为例，若１９４０年该厂工人的实际收入为１００，则１９４２年下降为６０，１９４３年下降为２０。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狂轰滥炸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它的空中优势，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对我国后方实行狂轰滥炸，重庆更成为日本空袭的主要目标。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广阳坝、江北石船等地，拉开了重庆大轰炸的序幕。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日，２６架日本飞机分两批侵入重庆上空，并向人口密集的市区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使市区２７条街道有１７条被炸成废墟。５月４日，２７架敌机再次空袭重庆市区，对小梁子、七星岗一带狂轰滥炸。整个市区浓烟滚滚、大火冲天。无数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烈火烧焦。驻重庆的英、法等国使馆也遭轰炸，使馆人员也有伤亡。连续两次大轰炸，造成重庆市民２６００多人死亡，３６００多人受伤，１２００多幢民房被毁。“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日本飞机空袭重庆造成市民伤亡最多的两次大轰炸。
重庆被日机轰炸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日本对重庆的空袭进一步加剧。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０日，每天出动飞机多达１９０多架，创造了对重庆使用飞机的最高记录。１９４１年夏天，日本对重庆的市民区、工厂、商业区、机关、学校进行全面空袭。８月，敌机数百架次以每次６小时的间隔进行“疲劳轰炸”，市民死伤惨重。美国大使馆、蒋介石在黄山的官邸和佛图关下的国民大会堂全部或部分被炸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华日机大批调走，日本被迫停止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４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重庆市区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日机对重庆空袭共２１０多次，出动飞机９５００多架次，投弹２．１万多枚，炸死市民近１．２万人，伤１．４万多人，炸毁房屋１．７万多幢。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重庆市区遭到重点轰炸的同时，重庆附近县城及沿江城市也不能幸免。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３年，涪陵、南川、丰都３县共遭日机轰炸４５次，炸死民众６４３人，伤６４６人，毁坏房屋６３３９间。１９４０年５月至１９４１年８月，日机９次轰炸合川县城，造成１０００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城区２／３的建筑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为全县４年财政的总收入。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４年５月，日机轰炸万县２９次，共出动飞机６６０架（次），炸死民众１３３２人，伤１５２０人，炸毁房屋６００６间。仅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８日一天之中，日本计出动飞机６２架次对万县空袭，西山公园、鞍子坝一带被炸成一片焦土，死伤近８００人。
“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
重庆大隧道是为市民躲避日机的空袭而仓促修建的防空设施，其中一段是由渝中区十八梯到两路口约２千米长的隧道。这段隧道在十八梯、石灰市、两路口设有３个洞口，最多能容纳４０００多人。惨案发生前，隧道内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还没正式使用，除两旁用木板钉成的长凳和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外，其他什么设施也没有。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傍晚，日本飞机２０多架分三批突然夜袭重庆。以往日机都是白天空袭，一部分市民白天出城躲避，傍晚回城，已成习惯。５日傍晚警报发出后，来不及疏散的市民们扶老携幼，从３个洞口涌入隧道内。顿时，只能容纳４０００多人的大隧道却涌入了６０００多人，连隧道中间的过道也挤满了在防空洞里度过漫漫长夜市民。隧道内交通阻塞，空气稀薄。晚上９时左右，隧道壁上的油灯由于缺氧显得更加微弱，避难的人们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婴儿和儿童发出令人揪心的哭叫声。不久，油灯熄灭，洞内一片漆黑，死亡威胁着每一个避难者，嘈杂的喧闹声、哭声、呼救声响成一片。人们为了在洞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不顾一切地往外面冲。由于大隧道洞口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汹涌而来的人群把冲在前面的人挤贴在闸门上，使闸门无法打开。隧道内的人们互相拥挤、践踏，有的被踩死、压死，更多的因空气中严重缺氧窒息而死。不少气息奄奄的市民在死亡降临前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悲壮口号。按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公布，这次大隧道惨案死亡９９０多人，伤近千人。实际伤亡约２５００人。第二天，从隧道里拖出的尸体在洞口堆积如山，运尸的卡车一辆接一辆。由于死者在死亡前窒息难受，以至都撕烂了衣服，皮肤全变成蓝黑“六五”大隧道惨案色，口角流着带血丝的泡沫，令人目不忍睹。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在全川人民抗日怒潮的推踊跃参军参战动下，从１９３７年９月起，４０万川军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八年抗战中川军在战场死伤达６０多万。为补充前线抗日军队的兵源，重庆地区出现了参军热潮。仅合川县在八年抗战中应征和自愿从军的共７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０％，其中青年学生自愿从军的１３００多人，占当时在校适龄入伍学生的３０％以上。
八年抗战中，重庆工人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极其努力生产抗战物资艰苦的条件下，努力生产军火和其他抗战物资，保证前线的需要。渝鑫钢铁厂多次遭敌机轰炸，厂房破坏严重。工人们克服困难，每月仍生产灰口铁１４０吨，各种钢材１００吨。豫丰纱厂工人每日三班开工，１９３９年产纱上万件。重庆的４３家小皮革厂每年生产皮革１０万张，承制军用皮件８０万件。重庆的中小型织布厂八年生产的土布保证了军服的供应。重庆和四川的农民还担负了军粮和城市工人、市民所需粮食的生产任务。那时，青壮年或在前方作战，或在后方当民工，承担农业生产的不少是妇女和老人。他们忍饥挨饿，保证前线和城市的供应。八年抗战期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献出粮食８４００多万市石①，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数的１／３。
抗战时期，川江成为保障抗战运输的主干线。川江船千方百计保证抗战运输员为内迁厂矿的物资运输，为运送川军和补充壮丁出川杀敌，为抢运军火和其他物资，为护送伤兵和入川避难同胞，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民生公司为抗战运输更立下了卓著功勋。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轮船民生轮民生公司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②１９２５年创办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长江内河航运。抗战开始后，卢作孚号召职工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１９３７年８月至９月，民生公司集中所有船只，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把数万名出川抗日的川军运送出川。接着又承担了国民政府机关人员、内迁厂矿物资、内迁学校师生的全部运输任务。１９３８年武汉失守后，撤退到宜昌的物资，概由民生公司用小轮船转运入川。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民生公司仅用４０天时间就抢运３万多人、６万多吨入川物资。广大职工千方百计克服油料、零配件不足的困难，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１９３８年的宜昌抢运中，民生公司就有１１名职工献出了生命，６１名职工受伤。此外，还有１６艘轮船被炸毁、炸坏，一些厂房、仓库、码头、机器设备也遭炸毁。
①每市石为６０千克。
②卢作孚（１８９３年～１９５２年），四川合川人，曾任民生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经营远洋航运，１９５０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到北京，并将留在香港的近２０艘轮船驶回广州。后任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５２年在重庆逝世。
抗战期间，重庆市人民广泛开展了献金、献机和慰广泛开展献金献机和慰劳活动劳活动。１９４０年，全市参加献金活动的有数十万人。从老人到儿童，从工人到学生，都参加了这一活动。一位工人一次献金８０元，相当于他４０天的工资。北碚一位年仅１０岁的学生捐出他积蓄的糖果钱４元２角３分。在１９４５年献金活动中，重庆人民共捐法币３１．４亿元，捐粮２万石，献军鞋３５万双，军袜４０万双。
重庆人民还成立了“献机委员会”，开展捐献飞机运动。１９４０年冬，合川各阶层人士联合发起“帮助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献机活动。合川人民节衣缩食，只用３个月时间就筹集捐款法币４５万多元，购置了３架战斗机献给国家。１９４１年５月３０日，合川举行了隆重的爱国献机命名典礼，以“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合川三号”命名的３架战斗机飞临县城上空，接受合川人民的检阅。１９４３年，重庆妇女界发起“妇女号”飞机捐献运动，当年献飞机１３架。此外重庆人民广泛开展了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和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