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概论【摘要】：“文化领导权”理论，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是葛兰西倾其毕生精力所探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新的革命战略策略，是他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概论意大利著名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葛兰西的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影响。

他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新的政治思想。

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直接引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向的风潮。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来源与提出（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来源：马克思与列宁不少学者特别是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缺乏关于民主国家的讨论，国家的镇压性质是他重点强调的，而他所理解的国家，不是作为上层建筑或暴力机关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战后，资本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且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意与支持”。

因此，他们认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恰恰填补了这项空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革新与创举。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批判了黑格尔对“代表人民共同利益的国家”与“政治国家”的混淆，指出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政治国家，因其预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抗而使人不能接受。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进一步认为，市民社会的政治特征已被消除了，民主国家完善了一般与特殊分裂的过程，以至于国家成了抽象的虚幻的人民的代表，而这个过程正是伴随着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增长实现的。

确实，通过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在后来的国家研究中是比较偏重于政治社会特征的分析，但是“理性国家”观念并没有完全取消，而是把“理性国家”和来自于市民社会对理性国家的同意的特征融进了对国家的工具特征的分析中。

就连葛兰西本人也认为“完整的国家不等于政治社会，而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集合”。

所以葛兰西只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国家观念基础上并对其进行了改造。

列宁对葛兰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关于“领导权”的涵义上，其实，“领导权”这个词本身并非列宁所创，而是来自于马克思。

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所表达的含糊的领导权思想，并将其明确化。

他在《怎么办？》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确切地说，列宁在《怎么办？》中认为，沙俄时期的资产阶级还太弱小，尚不能把握革命的领导权，而法国的资产阶级雅各宾派却能做到，因此，列宁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比做当代社会民主国家的雅各宾派。

如果列宁认为２０世纪进步的无产阶级和１８世纪的资产阶级可以存在某种共同点的话，那么这也暗含了领导权的概念可以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思想。

列宁的领导权概念并不乏文化的因素，他认为党必须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党的教育必须是暴露无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被压迫的所有事实，必须对所有阶级、阶层、集团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

他说，“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提出葛兰西生于1891年，1937年病逝于法西斯狱中。

他所处的时代、所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以无产阶级为历史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改变斗争策略才能夺取、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政权。

“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纷纷以失败而告终，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制订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成为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葛兰西认为革命的失败在于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不够成熟，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没有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没有在革命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唤醒民众。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走向失败。

为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从政治上阐明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统治现实。

资产阶级在确立政权之后，政权统治形式已经发生改变，当代资产阶级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以暴力为主的“直接统治”，但是却更加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统治方式上实行的重大调整。

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强硬领导就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中，通过这个巨大的文化一精神网络实现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文化和心理渗透，使被统治者接受、认同现行统治，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

关于这一点，佩里·安德森曾指出：“政权的这种领导权体制，可以由这种体制取得其治下民众的赞同，并从而减少压制民众所需的高压规模”，这也就使得欧洲“大陆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

基于此，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主要领域首先应该在市民社会中进行“反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从内部瓦解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不仅是资产阶级维护与巩固政权的重要阵地和场所，也是新的领导集团夺取政权的重要阵地。

第三，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和广大群众的影响。

第二国际后期，在工人和广大群众中间蔓延盛行着一股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思潮。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过程看作决定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葛兰西对这股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他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上。

因此，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

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工人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渗透。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文化领导权，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

”可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有力纠偏，也是结合西方国家具体历史实际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所进行的深刻的理论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建立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和市民社会的分析基础之上的。

“文化领导权”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从而最终获得政权。

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和知识分子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葛兰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体。

（一）市民社会:提供文化领导权的普遍同意基础葛兰西认为西方社会不同于东方社会就在于西方社会形成了独立的市民阶层并为其重下新定义：“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可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

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是指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政治社会“是指国家和政府政治活动领域。

这样，国家就作为政治社会的主要内涵同市民社会并列构成了上层建筑的主要层面。

“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

”他认为，在市民社会取得相对发达形式的社会里（比如西方社会），政治的强制性开始弱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开始突出，革命重心从暴力夺取政权向争夺文化领导权转移，西方革命的核心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

（二）文化领导权:建立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合法性文化领导权又被称为文化霸权。

葛兰西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已是不同阶级竞相角逐的角斗场，是看不见硝烟的争夺阵地。

因此，在被捕入狱后，他痛定思痛，提出“阵地战“思想，即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具有复杂性，它无法脱离政治，“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实用性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更加细密的关系，因为政治作为改造现实社会及结构的一种手段，由于其自身构成的特殊性，它要求必须对文化的相互关系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意识。

”《论意识操纵》中以下文字，可以说是对葛兰西《狱中札记》中言简意赅地表述出来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发挥：“领导权依靠社会的‘文化核心’，这个核心包括对世界和人、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总和，包括大量的象征、传统和成见、许多世纪的知识和经验。

只要这个核心是稳定的，社会上就有旨在保存现有秩序的‘稳固的集体意志’。

破坏这一‘文化核心’，并毁掉这个集体意志，便出现了革命的条件。

创造这种条件，便是对文化核心的‘分子’式的侵略。

”葛兰西认为，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其政权的维系“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葛兰西指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实质是要为某个统治阶级提供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因素.其中心环节是要争取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和拥护，主要手段是对全社会实行文化、精神、政治的领导，通过长渗透和潜移默化，从而广泛播撒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

（三）知识分子:代表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主体对市民社会的领导全究竟由谁来担任和领导呢？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在文化领导权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中介。

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同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只有完成那些专门性工作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