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与我国合同法
韩世远
关键词: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市政官救济/违约责任/统合说
内容提要: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我国合同法上已经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我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我国法上的违约责任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应当作统一的解释,不宜人为地制造分裂。解释论上主张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相对独立存在,是在变相地肯定“双轨制”,本身是一种叠床架屋的构造。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了买卖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时出卖人的责任,这是一种独立的瑕疵担保责任抑或是违约责任或者它既是瑕疵担保责任又是违约责任?我的回答是,传统民法上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统合说)。[1]我注意到我国其他学者也有相近的见解。[2]当然,另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见解。[3]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或者债务不履行责任的关系定位,涉及“重新调整变动中之民事责任体系”,[4]是构造我国合同法解释论无法回避的问题。以下将我近来的思考和研究结果展现出来,供学界贤达批评指正。
本文拟重点分析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是不是处理物的瑕疵问题的法律责任即是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什么是我国法上的“违约责任”?在我国法上是否存在有别于违约责任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主张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有什么问题?等等。另外,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均是以买卖合同为背景,即指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1]参见韩世远:《合同责任的争点与反思(下)》,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6月23日第3版;韩世远:《中国の履行障害法》,钱伟荣译,载[日]《明治学院大学法律科学研究所年报》第17号,2001年7月。
[2]比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合同法》并不存在着如德国法中的与债的不适当履行责任相分离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也不存在着特殊的瑕疵担保责任。出卖人交付的物有瑕疵时,出卖人应承担一般的违约责任,而非特殊的瑕疵担保责任。参见王利明:《中德买卖合同制度的比较》,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
[3]参见崔建远:《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定性与定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4]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六册),作者台北自版1991年10月第5版,第134页。
二、买卖法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一)买卖法的历史变迁:从“买者当心”到“卖者义务”
只要有买卖存在,就会有买卖标的物的品质问题,就会有相应的纠纷,就需要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当因买卖标的物品质问题诉诸法律的时候,也就要求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回应现实的需要。因而,如何规范买卖标的物的品质便成了买卖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绝大多数的社会起初是以“买者当心”(caveat emptor)作为出发点的,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于民间的买卖,大抵作为一种“细事”而“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因而,当事人应当在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标的物品质问题,否则,通常是由买受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德国亦有古谚曰:“睁开眼睛,买卖就是买卖”(Augen auf,Kauf ist Kauf);“谁不睁开眼,谁就瞎花钱”(Wer die Augennicht auftut,der tue den Beutel auf)；“稀里糊涂地购买,仍须一清二楚地付账”(Wer naerrisch kauft,muss weislich bezahlen)。[5]一旦通过法律制度规范买卖标的物的品质,其通常的方法表现为法律规定出卖人的义务,对于这一变迁,不妨称之为从“买者当心”到“卖者义务”。“买者当心”或者“任依私契”,对于买卖品质问题的解决是靠当事人的合意,是主观的规范;“卖者义务”则是在法律上设定一套出卖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属客观的规范。
1.中国古代对于买卖的制度规范
中国古代有典籍记载的正式法律制度可追溯至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的《唐律》,[6]《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第418号有这样的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疏】议曰:“凡造器用之物,谓供公私用,及绢、布、绫、绮之属,‘行滥’,谓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谓绢疋不充四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而卖:各杖六十。故礼云:‘物勒工名,
[5]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Juta&CoLtd2006,p.307;Heinrich Honsell,Roemisches Recht,6.Auflage,2006,S.137.
[6]在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西汉),交易分为两类:影响税收的交易和不影响税收的交易,对于前者要求使用书面契约,且当事人不得自己起草契约,而须找中间人,由中间人起草契约、征税和记录交易。在政府要求中间人起草契约的买卖中,当事人的协议只有在必要的文件起草后才有约束力。这一要素十分重要。例如,在牲畜和奴婢买卖契约中,隐藏的疾病会使买主承担风险。后来,这类契约的当事人,可以在付钱3天以后再办理书面契约文书。在这3天里,协议可以取消,但在文书制定后立即生效。参见[美]宋格文(HughT.Scogin,Jr.):《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李明德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2版,第321页。
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其行滥之物没官,短狭之物还主。”[7]卷第二十六第422号:“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疏】议曰:“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若立券之后,有旧病,而买时不知,立券后始知者,三日内听悔。三日外无疾病,故相欺罔而欲悔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8]
唐代的立法对其后诸朝代均有相当程度的影响。[9]
通过对《唐律》的有限考察,可以看到:其一,中国当时对于买卖标的物的品质问题的规范,在正式制度上主要借助于刑事法的手段,民事效果在正式制度中体现得并不充分,[10]至于其在非正式制度中的体现,限于资料,本文暂不考察;其二,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的买卖法中也存在一种从“买者当心”到“卖者义务”的变迁的话,其“卖者义务”主要是公法上的义务、是对于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对于买受人的义务;其三,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法制中,与大陆法系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惟一相似之处,在于奴婢、马牛驼骡驴买卖场合的“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没有减价一说;其四,从《唐律》所规定的契约类型来看,涉及保管(第397号受寄物辄费用)、借贷(第398号负债违契不偿)、博戏(第402号博戏赌财物)、买卖等。从法律规范的技术上看,似未抽象出一般契约的概念而设定契约的一般规则,而是针对具体的契约形态、就事论事式地规范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因而,其救济手段是单轨制而非如下文所示罗马法模式的双轨制。
另外,仅就买卖契约来看，《唐律》第422号所规范的是特定标的物的买卖(奴婢、马牛驼骡驴),并没有扩展到所有的标的物;规定的是特定物买卖(而非种类物
[7][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7-498页。唐律不仅影响中国后世,对日本亦发生重大影响。详细说明可参阅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1月台一版,第344-345页。
[8]前引[7],长孙无忌等书,第500-501页。
[9]比如到了清代(公元1644年-1910年),依《大清律例》“器用布绢不如法律文”,“凡民间造器用之物不牢固正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者,各笞五十。”清人吴坛《大清律例通考》谓,“谨按:此条系仍《唐律》。查原律内‘笞五十’下有‘其物入官’四字。乾隆五年馆修,以民间市卖之物,造不如法,笞以惩之足矣。其物入官,滋弊无穷。且向来并未照此条行。因删如前律。”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37页。
[10]梁慧星教授亦指出,中华法系的《唐律》等法典,其内容多属于刑法规范。其中虽有规定民事生活关系的条文,如户婚钱债等,也以采用刑罚制裁为限,实质上仍属于刑法规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具备近现代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载《中国改革》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