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认定

【案例介绍】

1995年4月13日,中国新天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公司”)与日本国久和商务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久和株式会社”)签定合同，合作研制金属镀膜深加工设备的技术合作协议一份。其中约定，由新天公司提供设备的全套技术图纸和专利技术一项，由久和株式会社出资负责开发出具备投入批量生产能力的设备样品。双方同时就有关风险承担、利润分成、成果归属等事项达成协议。新天公司如期将图纸和专利技术交付久和株式会社后，后者并未将其运用于金属镀膜深加工设备的试制和开发，反将中方提供的专利技术使用于其正在研制的另一产品上。新天公司得知后，遂与久和株式会社交涉。8月21日，双方就侵权问题达成初步谅解，并签定了一份仲裁协议，约定：“凡因执行双方于1995年4月13日订立的合同或与该合同有关事项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应由双方通过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谅解时，则在申请人国家根据申请人国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决定是终局的，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仲裁费除仲裁机构另有决定外，均由败诉一方负担。”一个月过后，新天公司见久和株式会社并无按约履行合同和诚意，事态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转机，于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仲裁程序进行当中，被申请人久和株式会社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管辖权异议。

【几种观点】

对于仲裁委员会是否应当支持久和株式会社的管辖权异议，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1、仲裁协议所表述的“申请人国的仲裁机构”并未指明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亦不是中国唯一的仲裁机构。因此，该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的约定不明，按《仲裁法》第18条的规定，久和株式会社的异议应予以支持。

2、仲裁协议虽未明确指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系双方选择确定的仲裁机构，但当时中国所有仲裁机构中有权受理涉外经济贸易纠纷的仅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当事人约定明确，所以仲裁委员会应驳回久和株式会社的管辖权异议。

【评析意见】

在实体问题解决以前，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管辖权方面的分歧。而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只有争议双方之间订立有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机构才能取得授权审理此案。

《仲裁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接着，该法第18条又补充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那么，本案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中关于仲裁委员会的选择是否符合《仲裁法》第16条第（三）项的规定呢？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当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作严格解释。只有仲裁协议明确指出所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名称方为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根据当事人签定仲裁协议时的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能够准确推断出其选择的仲裁机构，即使仲裁协议中未写明仲裁委员会的名称，也视为当事人已经有效选择了仲裁机构。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应拘泥于文字的字面含义。在本案的特定情形中，第二种观点所采用的灵活变通的做法似乎更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反之则无异于简单地否定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剥夺其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权利。

虽然前文对《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的探讨并非没有意义，但本案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判断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不应适用《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原因在于：本案中双方订立仲裁协议的日期是1995年8月21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1995年9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法理，法律不能对其生效前发生的事件产生溯及力。故以《仲裁法》的有关规定来否定仲裁委员会的管辖权是没有根据的。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属于涉外经济贸易争议，而当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中国唯一能够受理涉外经济贸易纠纷的仲裁机构，所以应认定其对该案有管辖权。

这起案件至少给我们两个有益的提示和启发：

第一，在将某一法律适用于争议的解决时，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其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任何法律对其生效前和失效后发生的事件在一般情况下（除法律及司法解释等明文规定外，但属极个别的现象）均不产生溯及力。在我国现今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某一法律法规生效前后对同一性质的事件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规定的现象并不鲜见，所以正确把握法律规范的时间效力是正确适用法律、妥善解决纠纷的前提。这也是在确定本案仲裁条款是否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时，应以签定仲裁协议时国内仲裁委员会设置的实际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据，而不以《仲裁法》实施后按照该法第79条的规定重新组建后的仲裁委员会设立及布局的现状为标准的原因所在。

第二，为了避免引起对仲裁协议效力的不必要的纷争，防止某些人利用对方不知情而逃避仲裁管辖，双方应尽可能就有关仲裁事项和仲裁委员会的名称作出详细、准确的约定。这样不仅有利于尽快解决纠纷，也有利于防止国际商务交往中当事人有意规避法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