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重点增改内容初探栏目主持人孟也甜按：民事法律传统而古老，然而再老的山，亦总是碧绿如新的。如今，《民法典》诞生，重峦汇而成峰。我们在此山中，纷拾级聚足、连步以上，毫不惜力。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民法典》，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从此开启“民法典时代”。《民法典》在统合各民事单行法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篇幅的制度新增或内容修改。其中，对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影响最为直接而深刻的，无疑是物权编、合同编的立法变化。本文试通过对照新旧法律规定，大体以成文顺序就两编中重要新增修改内容作粗浅梳理，是谓法典初探。
一、值得关注的立法思路
（一）围绕请求权基础思维的强化
“无请求权基础即无请求权”，请求权基础的体系化，反映了立法技术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民法典》呼应这一方法需求，强化了请求权基础思维。
体现在具体立法措辞上，《民法典》对有关请求权基础条文的表述从原有的“要求”改为“请求”，如《民法典》第566条法定解除权行使相较于《合同法》第97条之改变。
同时，立法通过“依法”等用语，提示请求权基础的变更，如《民法典》第238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法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较《物权法》第37条新增“依法”二字，潜在性提醒物权保护之损害赔偿的本质是侵权行为
等债权请求权，行权时需另行把握构成要件与诉讼时效等问题。相同修改可见《民法典》第987条，受损人可依据不当得利请求得利人返还利益，但赔偿损失的请求权基础指向侵权责任。
（二）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回应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新型交易模式不断涌现，《民法典》对此亦作出回应，有益于稳定交易秩序。例如，债券、基金行业发展迅速，而金融领域的法律规制位阶上多依赖于特别法规范与具体监管规定，但《民法典》第473条关于“要约邀请”的正向列举中，明确对债券募集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作出定性，对相关纠纷的妥当解决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又如，合同编专章对“保理合同”作出规定，将为该类型交易的争议解决提供明确规则。
（三）对司法实践有益经验的吸收
民事单行法施行多年，司法实务界根据现实案件需求积累了大量的裁判经验，尤其凝结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而《民法典》的编纂也从中汲取了大量养分，对部分内容进行总结或吸纳。主要分为三种方式：1.“原封不动”，如《民法典》第754条有关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或承租人之法定解除权的规定，来自《融资租赁合同解释》第11条。2.“批判吸收”，如《民法典》第533条新增情势变更制度，其“模型”来自《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但删去“非不可抗力”的表述，消解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对立冲突关系。3.“提级上升”，如《民法典》第592条第2款吸收了《买卖合同解释》第30条的与有过失规则，这也意味着与有过失从买卖合同的特殊规则，上升为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则。
目前存在争议的是，在法典颁布后，尚未被吸收到《民法典》的部分司法解释之效力应如何认识？客观上，部分司法解释条文很难被《民法典》所涵盖或容纳，如关于证明标准归纳、法官裁量指引等解释条文，法典对此类内容未有体现并不表明立法者的价值取舍。但对于《民法典》有选择性地吸收的司法解释内容，则须格外关注取舍事项背后的立法逻辑。如《民法典》第278条有关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范围，在《物权法》第76条基础上吸收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第7条中大部分内容，但唯独未体现司法解释“其他重大事项”中“处分共有部分”这一细项，似乎表达了立法者对业主大会相关议事权限的否定态度。
当然，就此问题还需期待最高法院在《民法典》颁布或施行后，进一步对既有司法解释统一调整或处理，留待日后持续跟进学习。
二、物权编之重要增改
以担保物权为代表，物权编制度与合同编相关条文关联密切，笔者对其一体把握、梳理，故以下物权编之重要增改会提前涉及合同编内容。
（一）完善业主自治与物业服务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虽已设立业主大会、物业服务等基本制度，但实践中，业主自治手段缺乏、物业服务问题突出，出现纠纷后争议解决方式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就此，《民法典》物权编作出积极调整，在合同编中亦有回应。
第一，《民法典》物权编“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部分强化了业主大会的自治。《民法典》第278条对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进行增补调整外，就具体表决比例及规则也作出了新的规定。就近年频频引起公众关注的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收益分配问题（如电梯间广告、小区快递柜等），《民法典》第282条作出回应，“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同时，《民法典》第286、287条，明确了业主和业主大会的维权措施、路径选择等。
第二，《民法典》合同编专章规定了“物业服务合同”，立法设计体现了对于业主方的倾斜保护原则。如《民法典》第938条第2款，就《物业服务纠纷解释》第3条规定物业服务人所作的公开承诺构成物业服务合同组成部分，强调并限定为“有利于业主的服务承诺，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
（二）添附规则的成文化
作为所有权取得和非因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的重要制度，添附制度被《民法典》所正式确立。对于“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民法典》第322条确立了物的归属规则：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无法定则应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同时，为平衡添附物所有权的变动，受损一方可要求“赔偿或者补偿”。
添附这项历久弥新的制度，不仅见于日常市民生活，也常影响民商事案件的核心争议。比如，沥青、管道、中央空调等融资租赁交易的常见标的，是否作为成分添附于其他物，直接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定性等
问题。又如，已经交付的材料被用于制作产品、已经交付的土地被用于开发建设等情形，在合同无效、解除后，同样存在添附后如何处理物权归属与赔偿补偿的问题。
（三）动产担保的制度创设与逻辑统一
动产担保对企业融资所起到的巨大促进作用，也促使《民法典》创设、承认新型动产担保制度，并尝试构建逻辑统一的合理规则。
第一，制度创设方面。《民法典》第416条新增“动产购买价款抵押担保的优先权”这一超级优先受偿制度，即“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层面，就担保货物买卖价款而在该货物上设立的动产抵押权赋予“超级优先权”地位，并纳入担保物权体系。同时，《民法典》第642条第2款，“出卖人可以与买受人协商取回标的物；协商不成的，可以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明确了所有权保留买卖的非典型担保属性，且对其赋予了动产担保的程序保障。
第二，逻辑统一方面。《民法典》第414、415条明确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对动产担保的实现顺序作出明确指引，填补了此前因规则分散、缺乏而存在的制度缺漏。同时，《民法典》第403、641、745条对动产抵押、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统一作出“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效力规定，构建起逻辑统一的登记型动产担保规则，为建立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制度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