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惩罚：经济分析法（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一、自上个世纪初始，西方国家立法规模急速扩大，以至颠覆了于整个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理念，即“法律消极干预”原则。
政府不再仅仅保护那些遭遇谋杀、强奸或盗窃侵害的人身及财产利益，而是将规制的力量渗透到更多社会领域中，如反对歧视、处罚商业共谋、惩治交通违规、……等等。
法律涉足的领域数量大、范围广。
从各个方面影响个人生活，而无论其社会背景、教育程度、年龄、种族等。
另外，违法者被发现并定罪的概率及处罚的性质和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
然而，纵然存在种种差异，实践中所有的立法仍共享了某些共同的特质，它们构成了本文关注的主题。
二、基础分析1、犯罪成本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创造新的术语，我们于此处使用“犯罪”一词，但以下分析仍旨在足够一般化以涵盖所有的“违法行为”：不仅包括那些常常为媒体大篇幅报道的重罪行为，如谋杀、抢劫、暴力袭击等，同时还将包括诸如逃税、“白领犯罪”、交通违规等一系列轻微犯罪行为。
尽管几乎被所有经济学家所忽视，从广义上讲，犯罪行为仍不失为一项十分具有经济学意义的活动或曰“行业”。
近日，“美国总统公正司法委员会”（下称“委员会”）收集并发布的一系列相关数据表明：1965年，联邦、州及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警察、刑事法庭及律师和校正机制方面的公共支出总额达40亿余美元；同时个人用于防止入室行窃警报设施、保安、律师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保护措施方面的私人支出总额约为20亿美元。
无疑，以上两项支出，尤其后者，都严重被低估了——在具体的部门法，如公平雇佣法，的实施过程中的公共支出没有被计算在内，同时大量的个人预防犯罪支出，从移居郊外到打的出行等等，也被忽略了。
此外，委员会估算出种种不法消费，如毒品、卖淫、赌博等，带来的总收益多达80余亿美元。
财产型犯罪，如诈骗、故意毁坏财物、盗窃等，造成的损失达40亿美元，同时人身型犯罪，如谋杀、暴力袭击等，造成的间接财产损失达30亿美元。
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总计为210亿美元，约占1965年国民总收入的4%。
可知，如果前文所述的巨大的忽略被考虑在内，这个百分比将会更高。
2、模型为寻找到遏制犯罪的最佳途径，有必要创建一个模型来体现成本背后暗含的行为关系。
可以将其划分为五类关系：①犯罪数量与犯罪成本；②犯罪数量与相应惩罚；③犯罪数量、刑事拘捕、定罪数量与用于警察和刑事法庭的成本；④定罪数量与刑罚成本；⑤犯罪数量与私人用于预防犯罪和抓获违法者的成本。
损害通常认为，认定一项行为违法或者限制一个行为，往往出于这样的动因，即相信社会其他成员正深受其害。
损害的数量倾向于随行为受限制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即成正比关系。
可将之表达为：Hi＝Hi（Oi）with Hi’＝dHi／dOi ＞ 0此处Hi代表某类行为（i类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Oi代表行为等级（程度）。
有关“损害”的概念，以及其数量与行为标准之间的函数关系，是为经济学家所熟知的，这一点从他们大量的关于“行为引起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讨论中不难看出。
从这个观点出发，刑事违法行为可以看作是那些导致不经济效果的行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程度以犯罪数量为衡量标准。
违法行为人违法所得[G]的社会价值也被假定倾向于随犯罪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即成正比关系，可将之表达为：G＝G（O）with G’＝dG／dO＞0社会的净成本（损失），仅仅是“损害”与“获益”两者之差，即：D（O）＝H（O）－G（O）以上所得的净成本，其实仅仅是真实的社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绝非其全部。
例如，谋杀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仅被计算为受害者收益的损失而将社会赋予生命自身的价值排除在外；赌博的社会成本也没有把其对于参与者的内部功效以及对于那些非参与者，如神职人员，的外部无效这两者考虑在内；一些财产转移型犯罪的社会成本在计算上也是不完整的，比如盗窃罪和侵占罪的成本就把社会对于强制性财富再分配的观念价值排除在外，同时也将盗窃发生概率对于资本积累产生的影响排除在外。
因此，委员会做出的关于犯罪成本为150亿美元的估算，可能仅仅是社会净成本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因为估算本身忽略了诸如“白领犯罪”一类的轻微犯罪行为产生的成本，更是由于即便是那些已列入考虑范围以内的犯罪行为，其社会成本中也有许多被遗漏的部分。
刑事拘捕及定罪的成本投入到警察、法庭及专门设备上的成本越多，就越容易发现犯罪和对违法者定罪。
假设在司法行为产出与相关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A＝f（m,r,c），此处，f是一个产出函数关系，它概括表明相关技术的“当前发展状况”。
在给定f即投入价值的情况下，使司法行为效果增加，其代价就相应的变大，可将之表达为：C＝C（A）with C’＝dC／dA＞0警察、法官、律师、陪审团等司法成本越小，相关技术，如指纹提取、窃听、计算机控制及测谎等，的发展水平越高，达到特定司法行为效果的代价越小。
通过定罪反映出的犯罪数量，可以近似的衡量司法行为效果，这就表明有关1965年全美警察及法院的公共支出总额达30多亿美元的估算，不能真实反映客观状况。
针对七项严重犯罪的专门的独立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项犯罪的支出为500美元，而平均拘捕每人指出额为2000美元，其中有1000美元适用于谋杀犯罪的。
500美元仅是这些重罪行为的平均估算成本，一旦拘捕人员数量或定罪数量增大，则这个值将可能更大。
违法行为的供应关于违法行为的数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不同的理论解释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从强调思维类型和生理遗传到强调家庭环境和社会除魅……这里所采用的进路因循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的选择分析模型，并且假定如果违法行为对一个人的预期效用超过了他用时间及其他资源从事别的活动所能得到的效用，那么他就会实施违法行为。
因此，一些人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动机和其他人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收益和成本不同于其他人。
在这里，我不能讨论太多这种进路的一般性的含义，但是我想指出犯罪行为变成了一种更为一般性的理论的一部分，并且它不需要特别设计的概念来包容不同的组织结构、价值观等，也不要求类似经济学理论的精致知识、轻巧快速的计算或者是任何其他过于学术化的表达。
这一进路指出了在任何人违法行为的数量和其他变量之间有一种相关的函数变动关系。
这些变量有：他可能被定罪的概率，如果被定罪他所要承受的刑罚，以及其他的一些变量，像他通过合法和其他非法行为可获得的收入，被逮捕的频率，以及他从事一项非法行为的意愿。
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达：Oj=Oj（pj,fj,uj）在这里，Oj 是在一段时间内他可能会实施的违法行为的数量，pj是就单次违法行为而言，他被定罪的概率，fj是单次违法行为所要承受的刑罚，uj是混合变量，代表其他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无论是pj的增长，还是fj的增长，都会减少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并因此倾向于减少违法行为的数量，因为这要么提高了“支付”更高“价格”的可能性，要么提高了“价格”本身……uj其他因素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预测的。
比如说，从事合法行为可获得的收入的提高，或者是“教育”等带来的守法自觉性的增长可能会减少从事非法行为的动机，并因此减少违法行为的数量。
或是刑罚种类的改变，如从罚金变为监禁，将会倾向于减少违法行为的数量，这至少是暂时的，因为罪犯在监狱里就不能再犯罪了。
违法行为的总数量是所有Oj之和，并取决于pj，fj和uj三项之集。
虽然，由于智力、年龄、教育、先前的违法历史、财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不同，这些变量在不同的人之间会有显著的差别，但在此为了简明，我只考虑它们的平均值，并且将函数关系表示为：O=O（p,f,u）这一函数被假定为与有关单个个人的函数具有相同的性质，特别地，（它）与P,f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并且，当且仅当从均衡的角度违法者有风险偏好时，受前者p的影响要比后者f大……刑罚不同种类的刑罚对违法者所产生的成本，可以通过将它们转化成价值相等的货币或其他物质形式的方法来衡量。
当然，只有在该种刑罚是罚金的时候，从能够直接地被衡量出。
比如说，监禁的成本就是一个价值减少的总和，包括未来可得的收入以及受到限制的消费和自由所体现的价值。
由于，对不同的人来说，未来的收入和监禁限制所体现的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即使是相同的监狱刑期，这个成本也没有一个一致的数量。
例如说，对那些在监狱外挣钱更多的人来说，这种费用就更大。
监禁的时间越长，每个人的这种成本就越大，因为未来收入和消费与刑期的长度是正相关的。
刑罚不仅影响违法者，也影响其他的社会成员。
除却收缴成本，违法者所交付的罚金被其他社会成员作为收入而取得。
然而，大多数种类的刑罚，在惩罚违法者的同时，也损害了其他成员的利益：以监禁这种刑罚为例，在警卫、监狱的工作人员、监狱建筑、食物上都要有所花费。
目前，在美国每年仅在缓刑、假释、公共收容上的花费就达10亿美金。
此外，个案的单日花费差别巨大。
低的如成人缓刑，只需0.38美元，高的如青少年拘留，则需11美元。
刑罚的社会总成本是违法者所承受的成本加上其他人的成本或者是减去其他人的收益。
罚金对其他社会成员所产生的收益等于违法者所承受的成本，如若不考虑收缴成本。
然而，缓刑、监禁、以及其他种类刑罚的社会成本通常会超过违法者所承受的成本，这是由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同样也受到了损害。
对于不同种类的刑罚。
[社会成本与违法者所承受的成本的比率b]的差别很大：对于罚金，b≈0；但是对于拷打、缓刑、假释、监禁、以及其他刑罚来说，b＞1。
对于青少年在临时拘留所以及成人在监狱的情况，b特别大；并且拷打或是成人假释两种情况的比率b则相当地接近……三、罚金1、支持罚金的案件正如定罪的概率以及刑罚的严厉性受到社会控制的影响一样，刑罚的形式亦无例外：立法通常以罚金、缓刑、监禁或它们的结合方式来具体说明一个犯罪行为的可处罚性程度。
今天，在大多数国家中，罚金是占主导的惩罚方式，而监禁只是保留给那些严重的犯罪，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最佳考量？这部分提出的有关论点表明：无论何时，只要合适的使用罚金刑将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首先，缓刑和监禁会耗尽社会资源，而罚金则不会。
因为后者仅仅是转移支付，而前者则会以诸如以下形式使用资源——警戒人员、监管人员及缓刑官员等人力资源和违法者自己的时间资源。
委员会指出这种代价并不是微小的，1965年，全美用于罪犯“矫正”上的支出大约为10亿美元，当然，上述估算并不包括罪犯自身的时间损失的价值。
此外，罚金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犯罪的最佳数量以及惩罚的严厉度的决策过程得以简单化。
合理地适用罚金刑，需要具备关于边际收益和损害的知识，以及关于逮捕和定罪的边际成本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