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严复初识严复是在初中的历史课本中，当时他与魏源等人并列在一个狭窄的章节里，篇幅短小，寥寥带过。

那个时候对历史的认识犹如对严复的认识一样，浅薄而淡漠，一维的直线式思考，非黑即白，缺乏辩证的考量，所以记忆模糊而混乱，严复只是留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不甚耀眼，甚至有些黯淡的人物。

多少年后重读历史，终于明白，初中的历史老师在讲解近代史时，数次将课本撕碎，绝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更多的是一种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到头来沦为帝国主义的阶下囚，国人软弱，民族危亡，我们与西方的差距究竟在何处，或者差距称得上差距么，如果这个世界是孤立的，没有帝国主义的破坏，我们的清政府还能存活多久，下一个清政府还能延续多久？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存活，他们按他们的方式，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发生了就没有倒退的可能。

重读近代史，感触良深。

若是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看那个时代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严复当时所遭遇的内心苦闷，痛苦挣扎，以及现实与理想格格不入的境况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努力探寻西方富强根源之后，严复向整个中国的学界和历史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世宣言：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既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

他立足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这一纬度上，抓住欧洲文化经典作品中表述的“集体力量”这一要害。

他坚定地认为“集体力量”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

同时欧洲富强秘密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也渐渐在严复的眼前明晰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走出落后状况所必不可少的。

一方面是充分发掘人的全部能量，另一方面是培养那种将个人能量引向为集体利益而服务的大众精神。

但这正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传统文化“精髓”之一。

中国的传统向来以“舍小我为大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标榜自己国人的高尚品德，这正与强调以人为本、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思想背道而驰。

这个矛盾多多少少的衍生出近代各种西学中用运动的成功或是失败。

再读严复，给我启发最深的并非他的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也许，他的经济学成就在后人看来并不值一提，更多的是一种对西方已有学问的引进，当然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前无古人。

我认为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他穿插在其中的思考。

当然若论其思想，还是先从他的经济学研究开始。

在严复著译的年代，中国的统治阶层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就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扩张。

严复是为数不多的主张自由经济的人物之一。

首先，严复明确主张各国间的自由贸易。

他在《原富》的按语中，对斯密批评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的阐述赞赏不已，称之为“《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真注解”。

严复写道，一国增加财富的最大目的是“供诸民”。

“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

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

”其次，严复在鼓吹自由贸易时，对当时士大夫争取进出口支付平衡、防止贸易赤字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以斯密批评重商主义的论述来批评这些观点。

严复在《原富》中反复阐述，金银不等于财富。

外贸逆差仅仅代表金银的减少，而不代表财富的减少。

第三，严复极力鼓吹吸引外国资本开发中国的铁路与矿山，这与清末民初的经济民族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究其背景，则要追溯到19 世纪末，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封建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洋务派的官僚垄断政策，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争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要求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反映。

严复首先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宣传经济自由主义。

严复既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了解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大量接受庸俗经济学观点。

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时，却没有选择庸俗经济学著作，而是选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翻译。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

”正是在其所译《原富》的大量按语中,严复借题发挥,对清政府和洋务派压制、阻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抨击。

选择并花费极大气力翻译《原富》，是严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严复指出，只有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振兴。

他指出，社会群体是由个人构成的。

个人的状态如何，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面貌。

只有使群体中每个人都积极求智求强求富，士农工商各业才能兴旺发达。

人民要求于政府的，是能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不是代他们经营其生计。

除了兵刑二者应由国家负责外，其他一切事情,如礼教、营造、工商、树畜之事，“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

”“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

”严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理论和做法，都进行了批驳。

一种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对一些行业予以扶持，而对另一些行业进行限制。

严复认为，财富是靠民力生产的。

国家的支持和限制，必然要影响百姓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产。

所以国家用法术干预的结果，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财政收入：“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一种是从平抑物价出发，主张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

严复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驳斥说，物价如同流水，只要顺其自然，它就一定趋平，用不着政府干预。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平抑物价，如同在半山修水库拦水，库水虽平，但并非真平，所造成的水面其实远远高出自然形成的水平面。

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平价，实际也远高于自然形成的水平价格，实际是官府垄断高价。

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不仅使物价真正趋平，而且能使物价趋廉。

严复还批判了行业垄断行为，认为这种垄断虽然可使该行业产品价高利厚，但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且在世界各国相通的时代，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大门已被外国打开，外货已无法禁绝的国家，这种垄断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

外国货物的低廉价格必定会将该行业的产品挤出市场，从而使本国该行业无法生存：“使其国已弱，力不足以禁绝外交，而他人叩关求通，与为互市之事，则货之本可贱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贵矣，而他人无此，则二国之货，同辇入市，正如官私二盐，并行民间，其势非本国之业扫地无余不止。

”严复指出，洋务派在中国所推行的官僚垄断政策，造成的正是这种后果，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使中国经济愈来愈从属于外国资本。

对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严复也主张任其自由。

他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批驳，认为“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

”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结合英国废除谷物法前后的情况指出，国家如果对粮食进出口加以干预，则弊端丛生，而允许粮食自由进出口,不仅可以调剂国内粮食余缺，保持粮价平稳，而且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英国自废除重商主义政策,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富矣。

”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应实行于一国之内，而且应通行于各国之间。

严复在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承认在有些领域，国家干预不能完全取消，取消了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

严复把国家应干预的经济活动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

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

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趄。

”但同时严复强调，第三点“在上者为之先导”,应“必至不得已而后为之”，必须把它和洋务派借口“开风气”和“保护”而推行的“官督商办”划清界限。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实质是压迫、阻碍民族资本发展，与这里所说的“在上者为之先导”完全是两回事。

严复还指出，实行经济自由，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提高民力、民智、民德。

民力不强，民智不开，民德不新，自由只能导致混乱，而不会导致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

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 反是且乱。

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 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而这三者，又取决于教育。

所以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大力发展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一般视严复为经济自由主义者。

有的学者还批评严复在国家贫弱、产业落后之时提倡自由贸易，“实际上是给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以自由，必然会破坏中国的脆弱的民族工业。

”这种看法恐怕比史华兹将严复与重商主义相提并论更为接近事实。

在关于社会与个人的论述中，严复把资本主义英国的“公心”和儒家中国的狭隘自私进行对比，用明显地深受严复这一论题的影响的梁启超的话来说：“在中国，只有个人对个人的责任，没有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严复很懂封建政权是不会给予私人资本以充分的活动自由，资产阶级要取得经济上的自由，就必须以在政治上争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为前提。

他驳斥了洋务派头子张之洞所宣扬的要变法但不可要民权的谬论，指出：人民无权，变法就不能实现，私人就不能得到经济活动的自由，国家也就不可能达到富强。

用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作武器，反对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官僚垄断，这是甲午中日战争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一个有特征性的内容。

严复相较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阅读过较多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译作，能够直接从中寻找理论武器，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宣传和运用，不至生硬牵强，他在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方面，也比谭梁所起的作用更大。

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最终却是幻灭了，伴随着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近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经济上的、文化上的、政治上的，这一切最终体现在革命上，“西学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改良而不改革，挽救不了日益衰弱的中国。

严复属于生活在最不幸的一段时期的那一代人。

当这位富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在1921年即将走完他的生命历程之时，作为一个不特别具有乐观、自信气质的人，他看到中国正在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渊中。

进化的力量不仅使中国的进化停顿下来，而且似乎把中国彻底抛弃了。

他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不需要别人的任何安慰。

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予关于大战的思想准备是像布尔战争这样很有限的19世纪战争。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规模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给严复带来了畏惧和恐怖感，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才看到严复明确否定西方的态度。

纵观严复那一代人，他们成功地冲破了传统文化的范式，使传统儒学丧失了行动指南的意义；然而，他们在热情拥抱近代西方文明模式后又目睹这一文明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表达了对这一模式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