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4期

合 同 诈 骗 罪 解 析

——以法益的解释论为视角　

范红旗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上海２０１２０４）　

摘要：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由普通诈骗罪分离而来，但其保护的法益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其次才是财产所有权。只有据此把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才能得出符合立法要求的解释结论，以实现刑法第224条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法益；合同；主观要件；行为对象；合同诈骗罪

中图分类号：DF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7）04-0052-04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法定形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目前学界虽然就上述规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但对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至今尚有争论，从而影响了该法条的司法适用。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与是否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有关。本文尝试以法益的解释论为视角，在界定合同诈骗罪保护法益的同时，对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若干用语进行解析，为合同诈骗罪刑法条文的准确适用奠定基础。

一、法益的解释论机能与合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

所谓法益，就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1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是指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所以，刑法必须将严重侵犯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规定的方式是将严重侵犯法益的行为具体化、特征化为犯罪构成，使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确实属于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否则，立法者的意图不但会落空，反而会使意欲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既然如此，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解释犯罪构成时，就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对犯罪构成作实质的解释，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一方面，刑法理论必须探讨各个分则条文的目的，即制定该条是为了保护什么法益，另一方面，必须根据所确定的法益内容来解释构成要件。2法益从而成为了刑法解释的重要工具。而知晓某一犯罪的保护法益，是解释其构成要件的第一步。因此，在解释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首先必须明确刑法规定该罪是为了保护何种法益。

我们可以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沿革及其所属的类罪来确定其法益内容。

首先，从立法沿革上看，合同诈骗罪的法益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1979年刑法并没有合同作者简介：范红旗，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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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的规定，只规定了普通诈骗罪。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2条规定，根据刑法（1979年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3因此，从立法沿革上考察，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因此，两者的保护法益具有同一性，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其次，从类罪上看，合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隶属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类罪，其同类法益内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显而易见，合同诈骗罪的法益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最后，由于立法者将该罪置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下，说明该罪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换言之，刑法第224条的目的首先是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其次才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据此，我们在解释合同诈骗罪的刑法规定时，应以此法益为指导，不能本末倒置。

二、“合同”：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别

普通诈骗罪，是指以不法所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4这是刑法第266条关于普通诈骗罪的规定。如上所述，在合同诈骗罪尚未立法化的1979年刑法时代，有关合同诈骗的案件都是依照该条进行定罪处罚的（1979年刑法第151、152条）。很显然，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也就体现于合同上。即，只有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行为，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否则只能构成诈骗罪或其他法定类型的诈骗罪。因此，必须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含义。如某市电信公司推出如下小灵通手机促销方案：“凡有固定电话担保，并结清当前话费，就可以只花198元购买一部价值700元带号码的UT 斯达康218 型小灵通手机，用来购买小灵通的担保电话，须每月产生话费60元以上，不足60元的，按60元收取。”无业人员王某感觉有利可图，遂先到电信交费大厅，向收费人员随意说一个电话号码，谎称要交电话费。王某获取电话交费单后，立即按照电话交费单上的机主姓名套印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到电信公司各营业门市部，交198元买走一部小灵通，转手以700元的价格将其卖掉，每部获利500元左右。仅9月26日到10月初，王某就采用相同手法，先后在电信公司的门市部购买8部小灵通，非法获利4000余元。5对于王某的诈骗行为如何认定？如果认为王某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的诈骗，则其行为的性质就是合同诈骗。如果认为王某并非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诈骗的，则其行为就是诈骗。那么，如何界定合同的含义呢？此“合同”与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是否一致？

从目前学界的讨论情况看，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形式意义上对合同进行界定，如有人认为，如果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与《合同法》一致，将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混乱现象。因为，普通诈骗罪的当事人双方也同样存在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这种协议按《合同法》的规定完全可以认为是合同（口头合同）。那么由于合同诈骗罪在刑法上是特殊法条，诈骗罪是普通法条，按照特殊法条优先于普通法条适用的规则，从而使原先适用刑法第266条的普通诈骗行为，将转而适用刑法第224条构成合同诈骗罪，最终使得刑法第266条诈骗罪名存实亡，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据此，论者倾向于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不包括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6另一种是从实质意义上界定合同的含义。如有人认为，并非所有的合同都可以成为本罪的合同，只有经济合同才能够担此重任，因为经济合同恰好体现了本罪的立法主旨。7也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是指犯罪行为人用以骗取他人数额较大财物，并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8

在笔者看来，以上无论从形式意义上还是从实质意义上，对合同界定的方法和结论大可质疑，均没有注意到合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并发挥其解释论机能。

从形式意义上将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的观点，混淆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各自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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